第二天清晨，朱由检一行离开通州驿，不到正午，就远远地望见了京师那雄伟的外城墙。
在前世，北京的城墙早已被拆得干干净净了。因此，朱由检还是第一次从较远的距离，领略京师的雄伟壮观。但见北京的外城过了广渠门向北不远，就向西大大地凹了进去，约数百米之后，才又折向正北。
朱由检原以为城墙必定是四四方方的，见了这种布局，不由得感到奇怪，便向林佑坤询问缘由。
林佑坤解释道：“殿下，京师分为内、外两城。以您看到的城墙拐弯这一段为界，往南为外城，往北为内城。内城是在永乐年间，以元大都城墙为基础改建而成，周长四十里，城门九座，基本上是四方的布局。
“但一方面随着京师人口逐渐增多，城内可用之地日渐减少，颇有捉襟见肘之感；另一方面，瓦剌、鞑靼屡屡犯境，京师离边界不过数百里，瓦剌兵锋锐时，几日之内便可杀到京师。
“嘉靖二十九年，鞑靼大酋俺答率精兵数万，先犯大同、蓟镇，而后大破古北口，一举攻到京师城下，是为‘庚戌之变’。那时京师只有一道城墙，若一被攻破，贼兵突入城内，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朝廷决定在内城之外，再加筑一道城墙，是为外城。即使外城城破，仍可退入内城坚守。”
“可是这外城并没有把内城包住啊？”朱由检诧异地问道，“只是在内城南边这一块，算是有两道城墙，其他的东、西、北三面，不还是原来的一道城墙么？敌军又不是傻子，难道明知南面多了一道城墙，还非要从南面进攻？”
林佑坤叹了口气道：“殿下所言极是。嘉靖三十二年，北京外城开始修建，主持者为时任首辅的大学士严嵩。最初的设计，自然是四面修城墙，将内城完全包起来。待开工之后，才发现工程浩大，国库不敷支出，若按照原来的设计与工期，根本无法完工。
“奸臣严嵩为避免承担设计错误的责任，便凭借世宗的宠信，谎称工程须分期进行，先筑南城。待南城筑好之后，却用一小截城墙与内城城墙连接，草草完工，外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此后数十年，朝廷又多次又重修外城的动议，可惜国库日渐枯竭，人力财力物力皆严重不足，也只好就此罢休了。”
朱由检心中惊叹不已，想不到作为大明帝国首都的北京城，居然也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这次，林佑坤却让马车不走出城时的广渠门，而是从内城的东门朝阳门入城。这样，就可以更快地返回大内，而不必经过人流熙攘的崇文门或者正阳门。
一进城，朱由检就觉得气氛不对。街道之上，一队队满身披挂、全副武装的士兵，杀气腾腾地不停来回巡视，普通百姓吓得家家关门闭户。看起来，竟是进入了戒严状态。
再往前走，却有一队羽林卫设置路障，禁止车马通行。林佑坤下马出示了腾骧右卫的腰牌，羽林卫的军官见了，自然惹他不起，赶紧放行。林佑坤趁机问道：“京师为何戒严？是出了什么大事么？”
那军官赶紧讨好地道：“倒是没有全城戒严，但是这一段路确实戒严了。千户大人还不知道？万岁今晨突下严旨，将副都御史杨涟革职拿问。杨涟宅邸就在前面，因其平时颇有民望，为防止暴民借机生事，锦衣卫让我们协助维持街面。再往前走，就是锦衣卫的人了，连卑职也不能过去。”
朱由检在车内听得真切，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心想天启明明是坐山观虎斗，对东林党与魏忠贤的阉党之间的互相攻讦不置可否。东林党人多势众，看起来倒比阉党骂声更高一些。怎么自己才离京几日，朝局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东林党的急先锋杨涟，竟要被下狱了？
想到这里，他忍不住隔着车窗问道：“你可知杨涟有什么罪名？”
那军官虽不认得朱由检，但见到腾骧右卫的千户都对车内的人毕恭毕敬，知道必然是惹不起的大人物，赶忙单膝地答道：“卑职只听说是杨涟接受了辽东经略熊廷弼的五千两银子贿赂，欲为其开脱丢弃全辽的罪名。至于具体情形如何，卑职就不太清楚了。”
朱由检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杨涟他见过，那是极有风骨的一个人；熊廷弼虽未能照面，昨夜也隔着墙听他说了半天，显然也是个生性耿直、不会搞弯弯绕的家伙。要说这两个人行贿受贿，他一时还真的不敢相信。
不过转念一想，哪个贪官的脑门上，也没刻着“贪污”二字。在未被查处之前，谁不是坐在台上高谈阔论，说得慷慨激昂、天花乱坠？待一朝东窗事发，才发现其卑鄙龌龊、肮脏下流，远超常人想象。其人前人后，竟完全是两副嘴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