獏：看他们的画，在那圆熟娴丽之中，我总觉得还有更多更多的意思，使人虚心地等待着。可是现在我知道，一眼看到的，就全在那里了。
张：他们还是不加解释的好。我不过讲到很少的。在文学我想我知道他们在文学方面的就不及美术。就连新的地方，他们所做的也是常没有对的。
獏：啊，想起来了，还有一个比例，我想过樱花，樱花开起来不结果子的，同样地他们的文明恐怕不会不真实。
张：你说得真好。但是，很悲哀，以前我一直不大懂得他们为什么？这样的悲哀，听他们的音乐，到底，这是一个文明最大的试验，他们不快乐。怎样是好，我们很难知道。但是，如果快乐，就是不好。也近了。
獏：你想我们批评得太苛刻么？我们总是贪多贪多，总是不满足。
张：我想并不太苛刻。可是，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
獏：我也是。
张：现在的中国和印度实在是不大好。至于外国，像我们都是在英美的思想空气里面长大的，有很多的机会看出他们的破绽。就连我所喜欢的赫克斯莱，现在也渐渐地不喜欢了。
獏：是的，他并没有我们所想的伟大。
张：初看是那么的深而狭，其实还是比较头脑简单的。
獏：就连埃及的艺术，那样天高地厚的沉默，我都有点疑心，本来没有什么意思，意思都是我们自己给加进去的。
张：啊，不过，一切的艺术不都是这样的么？这有点不公平了。
獏：（笑）我自己也害怕。这样地没长性，喜欢了又丢掉，一来就粉碎了幻像。
张：我想是应当这样的，才有个比较同进步。有些人甚至就停留在王尔德上——真是！
獏：王尔德那样的美真是初步的。所以我害怕呀，现在我同你说话，至少我知道你是懂得的；同别人说这些，人家尽管点头，我怎么知道他真的懂得了没有？家里人都会当我发疯！所以，你还是不要走开罢！
张：好，不走。我大约总在上海的。
獏：日本人的个性里有一种完全——简直使人灰心的一种完全。嫁给外国人的日本女人，过了大半辈子的西洋生活，看上去是绝对地被同化了，然而丈夫一死，她带了孩子，还是要回日本，马上又变成最彻底的日本女人，鞠躬，微笑，成串地说客气话，爱国爱得很热心，同时又有那种深深浅浅的凄清张：嗳，不知为什么，日本人同家乡真的隔绝了的话，就简直不行。像美国的日侨，生长在美国的，那是非常轻快漂亮，脱尽了日本气的；他们之中就很少好的，我不喜欢他们。
不像中国人，可以欧化的中国人，到底也还是中国人，也有好的一方面。日本人是不能一半一半的。
獏：我记得你告诉过我，一个人种学家研究出来，白种人的思想是一条直线，中国人的思想是曲折的小直线；白种人是严格地合逻辑的，而中国人的逻辑常常转弯，比较活动，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却是更怪的，是两条平行的虚线；左边一小划，右边一小划，然后再是左边一小划，右边一小划，这样推行下去——这不是就像一个人的足印，足印与足印之间本来是有空隙的，即使高一脚，低一脚，踏空了一步，也没有大碍；不像一条直线，一下中偏了，反而不容易连下去。
张：呀，真好，两条平行的虚线比作足迹，单是想到一个人的足迹，这里面就有一种完整性。
从咖啡店里走出来，已经是黑夜，天上有冬天的小小的峨眉月和许多星，地上，身上，是没有穿衣服似的，没了水似的，透明透亮的寒冷。她们的家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同样的远近，可是獏梦坚持着要人送，张爱玲虽然抱怨着，还是陪她向那边走去。
张：（颤抖着）真冷！不行，我一定要伤风了！
獏：不会的。多么可爱的，使人旺的天气！
张：你当然不会伤风，再冷些你也可以不穿袜子，吃冰淇淋，出汗。我是要回去了！越走，回去的路越远。不行，我真的要生病了！
獏：呵，不要回去，送我就送到底吧，也不要生病！
张：你不能想象生病的苦处。现在你看我有说有笑，多少也有点思想，等我回去发烧呕吐了，却只有我一个人。我姑姑常常说我自私：“只有獏梦，比你还自私！”
獏：呵，难道你也真的这样想么？喂，我有很好的一句话批评阿部教授的短篇小说《星期五之花》。那一篇我看到实在很失望。
张：我也是。仿佛是要它微妙的，可是只做到轻淡。
獏：是的，不过是一点小意思，经不起这样大写的。整个地拉得太长，摊得太薄了。可是我说得它很美丽，我说它是一张铅笔画，上面加上了两笔墨水的勾勒，落了痕迹了。我就这样写在作文里交了进去，你想他会生气吗？
张：不会的吧？可是不行，我真的要回去了，太冷了！
獏：呵，这样走着说话不是很好吗？
张：是的，可是回去的路上只有我一个人，你知道有时候我耐不住一刻的寂寞。电车上倒是有许多人，热热闹闹的，可是挤不上。不然坐三轮车回去，把时间缩短一点也好，我又不愿花那个钱，太冤枉了！为什么我要把你送到家然后自己叫三轮车回去？又不是你的男朋友！——除非你替我出一半钱。
獏：好了好了，不要叽咕了，你叫三轮车回去，我出一半。
张：好的，那么张爱玲没有一百元的票子，问獏梦借了两百块，坐车用了一百七十，在车上一路算着獏梦应当出八十五，下次要记着还她一百五十元。她们的钱向来是还来还去，很少清帐的时候。
吉 利炎樱的一个朋友结婚，她去道贺，每人分到一片结婚蛋糕，他们说：“用纸包了放在枕头下，是吉利的，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
炎樱说：“让我把它放在肚子里，把枕头放在肚子上面罢。”
（一九四五年五月）
我看苏青苏青与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密切的朋友，我们其实很少见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敌视着。
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况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这里有点特殊情形。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在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须把女人作者特别分作一档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至于私交，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我想我喜欢她过于她喜欢我，是因为我知道她比较深的缘故。那并不是因为她比较容易懂。普通认为她的个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话既多，又都是直说，可是她并不是一个清浅到一览无余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里而仍旧喜欢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书可以有许多不大懂它的好处的读者。许多人，对于文艺本来不感到兴趣的，也要买一本《结婚十年》看看里面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写。我想他们多少有一点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骂的资料。大众用这样的态度来接受《结婚十年》，其实也无损于《结婚十年》的价值。在过去，大众接受了《红楼梦》，又有几个不是因为单恋着林妹妹或是宝哥哥，或是喜欢里面的富贵排场？就连《红楼梦》大家也还恨不得把结局给修改一下，方才心满意足。完全贴近大众的心，甚至于就像从他们心里生长出来的，同时又是高等的艺术，那样的东西，不是没有，例如有些老戏，有些民间故事，源久流长的；造成艺术一方面的例子尤其多。可是没法子使这个来做创作的标准。迎合大众，或者可以左右他们一时的爱憎，然而不能持久。而且存心迎合，根本就写不出苏青那样的真情实义的书。
而且无论怎么说，苏青的书能够多销，能够赚钱，文人能够救济自己，免得等人来救济，岂不是很好的事么？
我认为《结婚十年》比《浣锦集》要差一点。苏青最好的时候能够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的广大亲切，唤醒了往古来今无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忆，个个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实在是伟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
（但是我忽然想到有一点：从前她进行离婚，初出来找事的时候，她的处境是最确切地代表了一般女人。而她现在的地位是很特别的，女作家的生活环境与普通的职业女性，女职员，女教师，大不相同，苏青四周的那些人也有一种特殊的习气，不能代表一般男人。而苏青的观察态度向来是非常的主观，直接，所以，虽然这是一切职业女人的危机，我格外地为苏青顾虑到这一点。）也有两篇她写得太潦草，我读了，仿佛是走进一个旧识的房间，还是那些摆设，可是主人不在家，心里惆怅。有人批评她的技巧不够，其实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觉中，喜欢花俏的稚气些的作者读者是不能领略的。人家拿艺术的大帽子去压她，她只有生气，渐渐地也会心虚起来，因为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她是眼低手高的。可是这些以后再谈罢，现在且说她的人。她这样问过我：“怎么你小说里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的？我一直留心着，总找不到。”
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纸人，放在书里比较便利。“看扁了”不一定是发现人家的短处，不过是将立体化为平面的意思。就像一枝花的黑影在粉墙上，已经画好了在那里，只等用墨笔勾一勾。因为是写小说的人，我想这是我的本份，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有哀矜。眼中所见，有些天资很高的人，分明在哪里走错了一步，后来怎么样也不行了，因为整个的人生态度的关系，就坏也坏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坏，只是没出息，不干净，不愉快。我书里多的这等人，因为他们最能够代表现在社会的空气，同时也比较容易写。从前人说“画鬼怪易，画人物难”，似乎倒是圣贤豪杰恶魔妖妇之类的迹比较普通人容易表现，但那是写实功夫深浅的问题。写实功夫进步到托尔斯泰那样的程度，他的小说里却是一班小人物写得最成功，伟大的中心人物总来得模糊，隐隐地有不足的感觉。次一等的作家更不必说了，总把他们的好人写得最坏。所以我想，还是慢慢地一步一步来罢，等我多一点自信再尝试。
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见他们，因为我的幼稚无能，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须有接触，也是斤斤较量，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但是像苏青，即使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我也不会记恨的。——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
她起初写给我的索稿信，一来就说“叨在同性”，我看了总要笑。——也不是因为她豪爽大方，不像女人。第一，我不喜欢男性化的女人，而且根本，苏青也不是男性化的女人。
女人的弱点她都有，她很容易就哭了，多心了，也常常不讲理。
譬如说，前两天的对谈会里，一开头，她发表了一段意见关于妇女职业。《杂志》方面的人提出一个问题，说：“可是”她凝思了一会，脸色慢慢地红起来，忽然有一点生气了，说，“我又不是同你对谈——要你驳我做什么？”大家哄然笑了，她也笑，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爱的。
即使在她的写作里，她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过是常识——虽然常识也正是难得的东西。她与她丈夫之间，起初或者有负气，到得离婚的一步，却是心平气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简单。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然而背后的社会制度的崩坏，暴露了他的不负责。他不能养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职业上的发展。而苏青的脾气又是这样，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只有分开。这使我想起我自己，从父亲家里跑出来之前，我母亲秘密传话给我：“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当时虽然被禁锢着，渴望自由，这样的问题也还使我痛苦了许久。后来我想，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
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谛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