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随即听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虽然我们沐着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决定把这本书什袭珍藏，作为我暮年天真未泯的一个纪念。
大陆实行对外开放以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联唐诗忽然走红。但在外交场合杯酒言欢中滥用的结果，最好的诗也会变成爱伦堡所谓“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点替王勃叫屈。僭称“爱玲老友”，天外邮书，大概难免落谬托知己之诮。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经整整四十年；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却是事实。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传》、《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她近三十年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经大体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来不及读。唐文标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我手头都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我也找来读了。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一九四三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当年夏季，我受聘接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阅《紫罗兰》杂志，迹似地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找到她，请她写稿呢？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三，总感到不便请他作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出版《万象》的是中央书店，在福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即洪荒，也就是现在《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不至扰乱东家的安静。当时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是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沧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丐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风避雨。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徐调孚、顾均正诸老，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贬，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目标是同一终点——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如果我们对傅雷素昧平生，凭这几句话，也可以帮助了解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后来收在散文集《流言》里。直到隔了将近四十年之后，张爱玲才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我在一九七八年写的《怀傅雷》一文中，已经提到这件事，这里不再重复。
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说到，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斩”
，此后张爱玲也不再在《万象》出现。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人，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实为证。
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又一次承她信赖，要我提意见，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我没有敷衍塞责，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黄。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剧团的主持人是周剑云，我介绍张爱玲和他在一家餐厅里见面。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的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交际场上见多识广，那天态度也显得有些拘谨，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剌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
一九四四年六月和一九四五年六月，我两次被日兵沪南宪兵队所捕。第一次幸而没有受武士道精文明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锥心刺骨的号叫声。京剧《文昭关》里描写伍子胥一夜间须发变白，我此时才有些亲身的体会。宪兵队在贝当路，人们谈虎色变，讳言其名，称之为“贝公馆”。地点在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洁得像天使；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礼拜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贝当路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日本人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挑选这么个环境来开设他们的现世地狱。我被释放时，恰像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人世真是美好。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这事情过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去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在此以前，我刚好读过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岁月话渔樵》。抗日战争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再版序言，一九四四年八月）张爱玲是敏感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然弥漫州大陆，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的精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一九四九年，在张爱玲看来，对她无疑是灾难。但事实不像她设想的那么坏，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一时的指责早已沉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吸引着亿万人的注意——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了。一九五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大陆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任何事情都有复杂性，不像一般观念所理解的那么简单。老作家夏衍是张爱玲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一九四九年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的第一号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亲自兼任所长，我被委任为他的副手。他告诉我，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我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她去了香港。
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当了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给他。
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是身外冷暖，背后文章；加上彩凤折翼，灵犀失明，大陆长时期与世隔绝，被海外视为“铁幕”，彼此缺少了解，也就无怪其然了。
人没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经验，常要用痛苦作代价，这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成因。时间蚕食生命，对老人来说，已经到了酒阑灯奥的当口；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能够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当然不见得，老糊涂多的是。专门研究张爱玲的唐文标教授，说：“张爱玲写作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她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可说是阴差阳错，也许亦是她自己所决定的。”这话说得好，但也还可以推敲，因为同实际有距离，原因也是由于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故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一九四三年——九四五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今年一月，我在香港，以鬯依俪赏饭，座上有梅子、黄继持、郑树森，茶余酒后，谈到了张爱玲。我说她离开大陆，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则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大陆曾经“运动”成风，到“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但对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不像出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作者的手笔，我很代张爱玲惋惜。这并不因为小说的政治倾向。我近年来有一种越来越固执（也许可以说坚定）
的信念：像政治、宗教这一类有关信仰的问题，应当彼此尊重，各听自便，不要强求，也决不能强求，谁如果确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别人反对。《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采。无论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假，就必定导致在艺术上缴械。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序跋中，力称“所写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嫌其烦，屡述“故事的来源”，恰恰表现出她对小说本身的说服力缺乏自信，就像旧式店铺里挂“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一样。事实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张爱玲一九五三年就飘然远行，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里不存在什么秘诀，什么迹。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恋》赞得一朵如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的，在大陆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清明的世界不会讳疾忌医。大陆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只要有点历史感，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爱玲隔岸观火，并不了解她的攻击对象，而又要加以攻击，怎么能打中要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文艺界正在抛弃“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从来笔端不沾政治的张爱玲，反而作茧自缚。
三十年笾笾地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张爱玲传略于 青序 言“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四十年代的上海，有一位红极一时的女才子，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当时文坛富有传色彩的著名作家。随着她堪称“迹”的作品《传》、《流言》的问世，关于这位天才女作家的传般的传说便从此在海内外广为传颂，“流言”至今。
一位才华横溢的台湾作家因崇拜她曾专程去美国加州拜访她，却“云深不知处”般地三访始得其召见。
一位在她成名时的女友曾撰文写她装异服，以至到印刷厂去校稿样，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停了工。
海外诸多的华人作家都提过自己是“张迷”，其创作及其人已成为几代人推崇的偶像，时间愈久，魅力愈强，影响至当代不减。
由于她晚年独居美国加州柏克莱城，闭门谢客，深锁玉宫，被人们流传成为身穿纸做的衣服，因为害怕空气过敏，如同一个生活在真空中的女，襄为新的“传”。
知道她的，凡她的便称为好，好得无法用语辞来形容，只能用叹词和摇头表示其好；不知道她的，一点不知，她的名字听起来普通到俗，不是笔名也不是雅名，使未闻其名其人者不由会反问，她是谁？
她的名字叫张爱玲，英文名字的中译，当时她母亲为她报名上学时匆匆起就的名字，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用刀刻过般的名字，任凭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这一最普通的中国女人的姓名，伴随着她丽而又精美的佳作，流传到今日，并逐渐在风云中流露出她丰厚而又瑰丽的魅力。
张爱玲，这个被当时文坛称为迹的女作家，被而今文坛视为秘的女性，就连注意到她的作品的人，也未必知晓她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伦的孙女，前清大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出身官宦世家，却擅写平民甚至小市民的苦乐，而生活与其处世之道却又全然一种不同，其生命与生涯，又何尝不是一部真实的“传”，读了她生命与生涯的“传”，你便会全然明了何以张爱玲女士能在青春年华写出空前绝后的凄艳的佳作，你也会豁然明了什么是作家，什么是小说，什么是传世精品。
这样的一部“传”，其实早已在张爱玲女士自己的文章里被点点滴滴精制而成。细心的“张迷”读者，会从这些文章里心造一个超凡脱俗的女子形象。将这样的女，才女用秃笔画就，就不如还原一个中国女子的生活原景，让她自己活动其间，舒展生命，徐徐然让我们读清，读懂，一次生命之旅，一场历史话剧，从中领悟出最悲怆的人生之谜。
人生是舞台，个人逃不脱要扮演其中的某个角色。张爱玲却在这人生舞台上远远眺望着，她不是导演，却如同解说，用笔娓娓动听地为我们介绍过去的一场或正在进行的人生戏剧里的诸位角色，确切地说，亦或是审美。比如，她注重介绍的是女性的角色。介绍了带有“原罪意识”的女性们是如何因袭了生理、心理的历史陈迹，一代又一代在“原罪意识”中挣扎，堕落，沾沾自喜和陈陈相袭。她是在现代的屏幕上活现了一群女奴的群像。于是张爱玲便远远有别于同时代的众多女作家，她是一个不进入角色而在台下做解说的观众。固然，观众也是一个角色，这是我们将要从她的“传”生涯里辨认的，但当时的张爱玲女士，以这种生态观彼时的众生，无疑将是清醒而又冷静，因而也能真实富有历史感地为我们解读了一幕幕人生悲喜剧。
于是有人言：“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一个伟大的寻求者。”
她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归宿所在，她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的渴望，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生存。自然，这是我们的解读。
所以，张爱玲的这些作品曾被当时的评论家评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这是她用灵魂去读灵魂的所得。
我们读张爱玲的人生“传”，不知能否触摸到她生命的律动，这样一幅生动的生命之旅、灵魂绝唱，带给我们的，又将是怎样至善至美的收获。
第一章 民国女子一九二一年的上海，在一幢别致清雅的洋房里，传出了一阵微弱的婴儿哭啼声。谁也不曾预想，就是这个看起来并不特殊，听起来声音也细小的女婴，二十年后，会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腾空而起，成为文坛上的一代骄女，名噪一时，誉颂八方，成就了一段文坛传。
张爱玲，这个贵族的后裔，一个文弱的女孩儿，从来到世上的那一天起，就认定了她的传生涯和魔幻文采。关于她的故事和她写的故事，几乎从她降生的那天就开始了。
也许开始得更早些。
关于她的家庭，在张爱玲走红的时候，曾颇引起过一些人的议论。无论如何，曾经显赫的家族不会代表它的后裔们的价值，但它沉重的身影是不能不影响到被它的影子遮荫过的后人的。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伦（一八四八——一九三），河北丰润县人，字幼樵、篑斋。同治进士。一八八二年为督察院左副部御史。同光之交，是“清流派”鼎盛时期。时法国侵略越南，觊觎我南疆，张佩伦上奏章十数篇，力主抗法，因与宝廷、吴大徵、邓承修等人常评议朝政，有“四谏”、“十朋”之称。
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时被派赴福建会办海防，同年七月，法国军舰侵入马尾港，而因张佩伦贻误战机使马尾港不战而败，马尾船厂被毁，成为历史上著名的“马尾战事”，因而被革职充军。其间作《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
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年）期满释归，任李鸿章幕僚。
张佩伦在戍边期间原配病死，放归后经李鸿章引荐与其女儿结婚，婚后即居天津寓。一九年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代表谈判，因在对俄态度上与李鸿章意见不合，遂回南京，称病不出。著有《涧于集》和《涧于日记》等。一九三年谢世于南京。
这样的家族，难免不影响其后代。张佩伦之子即张爱玲之父便被熏陶出典型的遗少作风，染有弄风捧月之旧习气，更发展其性情暴戾、乖张等恶习。张爱玲的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而又清丽孤傲的漂亮女子。旧习气与西洋化显然是格格不入。这样的一对夫妇，自然生成独具一格的家庭环境。张爱玲成长期间，直至后来完全脱离了它，后又用文字描绘了它。
小时候的张爱玲，便是一个特的孩子。她的才华甚或是生之俱有，如天地之生灵般通悟于诸事诸人。正如她后来所说：“我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从爱玲的童年开始，上帝也仿佛要成全一个在二十年以后才出世的才女，无论从家事，从身世，都在张爱玲的周围，酿就了一个作家成长的环境。
张爱玲小名叫张瑛。周岁生日那天，张家的男女老幼，主仆妻妾皆围住这个在相貌上并不特别的清丽女孩。她是长女，必得隆重待遇。她要按照惯例在一张漆盘里选东西，以卜今后的前途，这是所有大家族望子孙成龙的最早期盼。小爱玲出乎一切众人所望，诸个兆示前程无量的什物她都滑手而过，独独拎起一个黄灿灿的小金镑。似乎这位尚在襁褓里的女婴就已认定，这是她将来生活的根本。
张爱玲生在上海，两岁的时候随家迁居北方，第一个家在天津。小时候的张爱玲，因是大家族中的第一个孩子，自然很娇贵。人们顺从她的脾气，使她有了一些怪脾气。虽不见得多么淘气，但那种典型的被宠坏了的脾气也时常发作，常常用手抓抱她的女佣。她在天津的家是一个旧宅，空旷而温暖，有一种“春日迟迟”之感。宅里的气氛也像这个张氏家族虽已衰败，但架子仍是搭得十足。这里充满了陈宅旧具，又文墨齐全，间或也有一些西洋的玩物与书本。因张爱玲的母亲喜爱西洋文化，爱弄风吟月的父亲也常有风雅。如书架上就有一本萧伯纳的戏书《心碎的屋》，她的父亲还在扉页上用英文留下他的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c。张。”
张爱玲生活在这样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中成长，便如鱼得水般发挥了她善悟的天性，汲取了她成就自己的富足的养分。她三岁便会背唐诗，步履尚在蹒跚中便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她七岁时便会做小说，十几岁便看《红楼梦》、《西游记》，为不能选择音乐还是美术成为终身事业而苦恼。在《天才梦》这篇文章里，张爱玲记下了她作为早熟的天才的苦恼。
因了这样的大家庭，张爱玲幼时常接触的是仆人。她的自传性散文《私语》中对仆人的记忆满怀着一腔亲切。她的妈妈似的佣人“何干”，看小弟弟的“张干”，好玩的“疤丫丫”，给张爱玲讲《三国演义》的“毛物”，这皆是小爱玲给他们起的别号。尤其是那位看小弟弟的“张干”，使小爱玲在偌小年纪便有了一种本能女性意识。张干常有一些重男轻女的论调，这使爱玲不能忍受，每每要与张干争个清爽。毕竟是幼小孩童，争不过时，便自家发起志愿，一定要“锐意图强，务必胜过小弟弟”。碰到需要问张干的事情，便也执拗地不去问，“为了一种异的自尊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