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的伟大成就不是两三句话说得清的，他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的精神分析法、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凯恩斯主义及其发展学说一度是二战后各国公认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而恰恰是在凯恩斯之后，经济学逐渐走上了去政治化、神学化和沉迷于数学游戏的歧途……
在大众眼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名气远不如凯恩斯大，但是身为古典经济学的怀疑者和批判者，这位一生致力于从经济上统一德国、以服务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前提构建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在罗兰看来甚至比凯恩斯更值得后人敬仰，是一位被历史尘埃埋没的伟人。
德意志的统一首先应该归功于“铁血宰相”俾斯麦，而俾斯麦主政时期实行的经济政策正是以李斯特的理论为指导，这是普鲁士崛起乃至德意志第一帝国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因素。直到多年以后，德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沉沉浮浮，一次次从废墟中重新崛起成为经济强国，其经济政策当中仍然存在着李斯特学说的烙印。
地球上的经济学家多如牛毛，名噪一时者不胜枚举，罗兰为什么偏偏钟情于李斯特这个“非主流”的老古董？
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在远东这个刚刚开启工业化、民族主义初露峥嵘的国度，与普鲁士崛起的时代背景、地缘环境、经济基础有颇多相似之处。罗兰早已清醒的认识到寇拉斯王国若要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地球历史上值得借鉴的标杆之一就是普鲁士。
他所推动建立的远东政权带有鲜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色彩，而更进一步的制度建设将指向俾斯麦所谓的“王朝社会主义”道路，为此远东需要一个俾斯麦和一个李斯特，而罗兰责无旁贷，在政治和外交上，他要扮演俾斯麦的角色，而在经济上，他要推行经过改良以适合远东国情的李斯特经济学。
在第一篇以李斯特·凯恩斯署名的文章中，罗兰表达了四个观点。
其一是肯定朝圣者促进了寇拉斯堡的商业活动，从全城或大或小总共一百八十二个市场采集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平均每座市场的交易额上升了三成，这对商贩而言无疑是个利好，政府也可以从活跃的市场交易中获得更多税收。
行文至此，罗兰向广大朝圣者提出一个建议：不要只顾着朝圣，注意观察首都市场上的商品，有哪些是故乡以及回程途中路过的那些村镇较为稀缺的商品，回家的时候也别空着手，根据个人的经济能力多买一些，回家途中一路贩卖还能挣点钱。
同样的道理，往后再来寇拉斯堡朝圣的时候也别空着手，带点家乡的土特产上路，一路贩卖弥补路费支出。
如果所有朝圣者都能因他的文章获得启发，在朝圣途中伴随着商品交易，以朝圣为目的的宗教旅行将派生出遍布全国的商业活动。这样一来，能够从朝圣热潮中获益的就不仅限于寇拉斯堡，全国各地都会因为朝圣者——现在他们还兼有行脚商人这一重身份——频繁往来而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朝圣过程中伴随的贩卖活动将大大促进远东各地的商品交换，有助于打破地区藩篱、培育统一的国内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