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没有海伦，你们干吗要特洛亚?
大海，荷马，一切都依靠爱的驱动。
我该倾听谁人?荷马却在沉默。
黑色的海洋滔滔不绝，喧嚣不止，
它正带着深重的轰鸣走近床头。
与其说是曼德尔施塔姆梦见了荷马，莫如说是荷马径自走进了年轻诗人的心灵——同时携带来博大的背景。在曼德尔施塔姆眼中，荷马俨然是自己所钟爱的古希腊文明的代言人或主宰者。只要古希腊的精还在闪耀，那么老荷马就不会死去。于是在另一首《黄鹂在林中拉长元音》诗里，出现了这样的句式:
自然一年一度
沐浴着荷马韵律的长度。
犹如白昼吹奏出的停顿……
在俄罗斯同时代诗人中，恐怕惟独曼德尔施塔姆终生都保持着和荷马的心灵感应，因为他的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属于荷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难怪布罗茨基要以“文明的孩子”来形容曼德尔施塔姆，甚至察觉到他偏爱采用荷马所创造的那种不用尾韵、节奏感强烈、便于朗诵或歌咏的六音步诗体：“曼德尔施塔姆在处理时间主题时，几乎每一次都求助于一种充满大的休止的诗体，这种诗体无论是节奏还是内容，都会让人想到六音步诗体……而且总有一些对荷马史诗的释义或直接引用。作为一个规律，这类诗总被放置在海边的某个地方，时间是夏末，这个时、空间能直接或间接地让人想起古希腊的场景。这部分地是因为，俄国诗歌传统地将克里米亚和黑海视为惟一与希腊世界相近似的地方，塔乌里达和蓬特斯*尤克斯伊努斯等地也就曾是希腊世界的近邻。”
曼德尔施塔姆确实是文明的孩子，是古希腊文明在二十世纪的俄罗斯大地孕育的一个孩子，他在野蛮的体制内和粗暴的干涉下，却不断向被阻绝的古老文明靠拢。如果没有荷马的话，他一出生将注定是孤儿。所以，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许多诗人而言，荷马都堪称精上的家长。这种现象直到二十世纪也未改变。直到二十世纪，还有诸多失散了的“文明的孩子”，将荷马尊为诗歌的父亲，抑或，等待他来认领。荷马，人类的第一诗人，具有最持久的生命，和最强大的繁殖能力。
与曼德尔施塔姆同属阿克梅派代表人物的古米廖夫，心中也有一个荷马：“除了元音、辅音、诗行间的停顿和扬扬格，以及与之相称的内容，荷马什么都不关心，他只愿使自己的六音步扬抑抑格完美。如果小伙子们听了他的歌就不思建立战斗功勋，姑娘们听了他的歌后那迷蒙的眼并没有增加世界的美丽，那么他恐怕不会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劳动者。”而面对荷马，每一位诗人顿时记起了自己的身分与出处。于是以他为坐标，排起了密集的队形。荷马赋予了后世的诗人们以秩序。
我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我经常重温自己与荷马相接触的那个年龄：一位翻来覆去背诵荷马史诗的大学生，变声期的嗓音逐渐从现实的花园中消失，而他青春的脸庞终于回归到古希腊的阳光与海水中。如果说诗人都是荷马的孩子的话，荷马本人则是海洋的孩子，海洋文明首先孕育了荷马。谁若能借助力把海洋像书卷一样掀开，就能阅读到樱孩在波浪背面的那些文字，都是荷马的笔迹。未知的海洋，最初是通过荷马的诗篇而获得了反光，获得了存在的意义。记不清谁说过类似的话：“为了奥德修斯，静止的大海开始了流动。”
我也曾在珍藏的荷马史诗的扉页作过如下眉批：“一座海洋屏住呼吸，在等待着一位将要书写它的诗人。”荷马，从蜿蜒的海岸线走来，从遥远的地平线走来，既像是一次古老的日出，又像是一次涨潮的结果。跟他诗篇里所收藏的充满性的海洋相比，我们现实世界里的大海要显得单薄得多，稚嫩得多。幸好荷马史诗不曾失传。荷马描绘了大海，反而使现实的大海变得像是史诗的赝品。
“假如你在读荷马，你会看到充分可能的艺术完整性，但这艺术的完整性并没有占据你的全部注意，你并不单独对它表示惊异；那比一切都更使你注意的是充沛在荷马诗篇中的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和古希腊的世界。你处于奥林匹斯山的群之中，你处于战场上的英雄们中间，你不能不迷于这种高贵的单纯，这一度代表全人类的民族的英雄时代的优美的家长制度。”这是别林斯基对荷马的概括。即使我们在今天读来，也丝毫未感到这一见解的过时。或许对于整个人类来说，荷马都是永恒的。话、历史、海洋乃至英雄，皆是荷马描写的主题。这一切也因为荷马的咏叹而永褒青春，而构成与我们的时代遥相呼应的博大的背景。我从来不曾觉得荷马已经离开这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同样，这个世界似乎也无法脱离他的视野。
十九世纪的梭罗，在著名的《瓦尔登湖》一书里提及了荷马：“可以读荷马或埃斯库罗斯的希腊文原著的学生，决无放荡不羁或奢侈豪华的危险，因为他读了原著就会在相当程度之内仿效他们的英雄，会将他们的黎明奉献给他们的诗页。如果这些英雄的诗篇是用我们自己那种语言樱孩成书的，这种语言在我们这种品德败坏的时代也已变成死文字了；所以我们必须辛辛苦苦地找出每一行诗每一个字的原意来，尽我们所有的智力、勇武与气量，来寻思它们的原意，要比通常应用时寻求更深更广的原来意义。近代那些廉价而多产的樱孩所，出版了那么多的翻译本，却并没有使得我们更接近那些古代的英雄作家。”
在梭罗眼中，荷马无疑是这些古典英雄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而且他永远不会显得过时，“一个古代人思想的象征可以成为近代人的口头禅”。通过梭罗的讲述，我才得知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行军时，也要在随身的宝匣中带一部《伊利亚特》。可以想像，同样的这部书（不过是不同的版本），也曾经陪伴后来的隐士梭罗，富裕而恬适地度过瓦尔登湖畔的晨昏。瓦尔登湖的水鸟，会令他联想到爱琴海的海鸥——它们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梭罗也并没有比老荷马走得更远。哪怕他们拥有不同的世界观（一个歌颂战争，一个热爱和平），但几乎可以肯定：呈现在他们眼中的是同一个世界。随着时代的演变，文字会死亡，而精不灭。
跟梭罗相比，我们仍然置身于一个品德败坏的时代，荷马史诗被许多人当作一堆废纸，受到重视的倒是“一种廉价的当代文学”，似乎只有少数学者有耐心去辨识“古代的珍藏”。但正如梭罗所说，后来的作者极少能比得上那些古代作家的精美、完整与永生的、英雄的文艺劳动，荷马对于人类的作用永远大于国王和皇帝的影响。
荷马堪称文学家族的始祖，而《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则是人类诗歌的圣经，它已被作为最古老的战利品陈列在高傲的殿堂，供后人膜拜。哪怕许多人也只是膜拜其超凡脱俗的地位，并不见得真能理解其深奥的内核。“伟大诗人的作品人类还从未读通过呢，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通它们。它们之被群众阅读，有如群众之阅览繁星，至多是从星象学而不是从天文学的角度阅览的。”但不管怎么说，荷马毕竟是一颗公认的恒星——围绕着他，才产生了文学的太阳系。以他为坐标，我们才可能找到各自的位置。不管这位置是属于天文学的，还是星象学的；是属于创造者的，还是属于观察家的。荷马，永远的太阳，他帮助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