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北京的那一年，诗人们都在谈论着海子。同年春天，这位北大毕业、执教于郊县某学校的赤子诗人刚刚在山海关铁道线上卧轨。从此他的诗篇浸透了血的概念。许多人都把他当做这个时代年轻的诗歌大师来看待。据说他死时已两天没吃饭，胃里只有几瓣清香的橘片。又听说他生前一直是处子，甚至没正式谈过恋爱。这也是一种清洁的精吧。可他却写过一首缠绵悱恻的情歌《三姐妹》，把自己在不同时期暗恋的三个女孩比喻为草原上的三位女。还有一首在戈壁滩上写的《姐姐》，结尾是“今夜，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这就是海子，单纯而又丰富。读读他的作品吧，那里面延续着他的心跳与脉搏。可以忍受海子离开我们，但我们无法离开海子的诗——他的抒情品格独树一帜。
正如贵妇人的沙龙是巴黎的传统，北京的诗人们也经常聚会——采用通俗化的称法，叫“饭局”（或许大俗即大雅吧）。但清一色的是男性角色。这种崇尚清谈的聚会也就基本上没有性别特征。讲述者与倾听者皆以中性的思想家、哲学家抑或艺术家面貌出现，谈玄论道，力求达观。我通过城市东西南北中的不同饭局结识了诸多有意思的诗人。李大卫就是一位。他曾以笔名“维维”火过一阵子，但忽然不写诗了，改写校旱了。在作家出版社出了部长篇，叫《集梦爱好者》。书名怪怪的，我一开始差点看成是《集邮爱好者》了。一字之差，但天壤之别。在文联大楼下艾青题匾的四川菜馆，在座的诗人们正从理论上为诗歌争执不休，一位相貌英俊的北京小伙子近乎幼稚地谈起最初对缪斯的憧憬：“我父亲有本雪莱全集，英文版，但是苏联印的，翻开来有种很臭的树胶味，可里面那张铜版作者像给我印象极深——那才叫诗人！”他童贞般的感情令我刮目相看。我模糊地想起自己也看过的雪莱肖像的版画。我凝视着李大卫痴迷的面孔：或许这才是真诗人，本色且本质。评论家张颐武的解说印证了我的看法：“李大卫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热衷于各种怪的知识，沉迷在许许多多稀的事件之中，始终是生活旁边的一位冷眼的观察者。他隐居在自己家中，漫游在我们城市的腹地。李大卫的生活是相当另类的……他的人生立场是间离的，是站在外面去思考的，因为他是一个从书中对人性有了很清楚很明晰的了解的人。”他的校旱《集梦爱好者》更像是梦游者枕边的一整部蝴蝶标本。他延续着庄子的蝴蝶梦。
北京的诗人们中，有乐天派、悲观主义者、演说家、社会名流、草莽英雄、江湖术士、梦想家、怀乡症患者，有知识分子也有行为艺术流浪汉，有穷人也有富翁。社会身份或许大相径庭，但他们本质上都是诗人。这是他们无法涂改的共性——相当于血统。北京应该是出大诗人的地方——我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但还应谨慎地加上一句：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还需要大诗人的话。这样我的分析与判断就合情合理了。在物质与精的天平上，诗人这个概念注定倾向于精那一端的。但愿物质的势力，不至于使诗人的概念，在时代的掌心失去了重量。
北京诗人，和外省相比，北京诗人占据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正如巴黎曾云集过将近半个法国的画家。北京诗人甲天下。
一星期前，面容瘦削的画家高星邀请我与邹静之等人小聚，席间谈论起北京城里那些曾叱咤风云的诗歌少校们的下落，邹静之随口引用了大仙的一句诗：“外省青年，日夜兼程，向紫禁城飞奔……”我忽然发觉北京城里城外的诗人们还是有些区别的——并不仅仅表现在口音、相貌等方面。我曾经写过一篇《诗歌地理》：以护城河为界，里面的诗人青梅煮酒、笑傲江湖，以闲适的态度处理艺术、爱情、社交活动与人际关系；外面的诗人则缠着绑腿、怀揣手稿，披星戴月奔走在各铁路线上，不时用指南针探测城门的方向……必须承认，无论从政治或文化的角度，北京都作为圆心而存在，作为坐标而存在，构成众多外省诗人渴望攻克的桥头堡。北京城里的诗人之所以以逸待劳且盛行清谈之风，因为他们天生就坐守在终点站，占据着天时地利，以守为攻。外省的诗人则如过江之鲫，拥挤在中途换乘的无名月台上，这注定他们将选择矛而放弃盾，他们的战略只能是以攻为守。城里的诗人稳坐钓鱼台，好扎堆儿但很明显缺乏流浪意识，每逢春暖花开才萌生踏青的念头，在郊外转悠一圈又回来了。外面的诗人则周游列国，逐鹿中原直至踏破铁鞋，离城门仍然一箭之遥——当年李自成的臂力倒是把鸣镝射中了故宫的门匾。诗歌界是需要出几个李自成的。
这是否属于另一种围城情结呢？甚至，世纪末的缪斯本身就是一个话、一个名存实亡的空城计呢？真正的尺度掌握在谁的手里？很明显它不应该是一道城门。殿并不是缪斯最确切的住址——如果每一位诗人的内心都能供奉一尊缪斯、一尊个人化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