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阅过去的诗稿，如同抚摸着用来结绳纪事的一个个疙瘩——再长再直的人生，也需要不时地绕一段小小的弯路，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给记忆打结的过程中，我偏离了现实，却离美更近了。我不承认这是一种暂时的迷失。
我只为我想象中的荷马史诗而激动。它不是荷马写的，而是我写的(是理想中的经典)。它比书店里摆放着的荷马史诗更完美，具有无限的内容。严格地说，它是任何人(包括荷马、包括我)无法逐字逐句写出的，因而不可能拥有真正的作者。一部混沌之书，却能以偶尔泄露的光线，照亮我的生活。
我往脑海里洒下一张鱼网，捕捉灵感。有时候，只能打捞到空白——但毕竟也算劳作之后的收获。铺开的方格稿纸，不动声色地经历了一次远航。
在剧终之后，舞台又一次感到寂寞。一首诗完成了，我奋笔疾书的手(像狂奔的野马)，又变成一只很普通、很安静的手，甚至显得有点多余。它怀念那卸除了的使命。
如果有一千位大诗人，肯定就有一千种诗。因为真正的诗人应该是最有个性的，他不会模仿别人，他写出的诗甚至都是别人无法模仿的。在某些方面，他不仅是第一，而且是惟一的。一首好诗，应该是特定的诗人的影子。
柏拉图认为人性由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构成。这也造就了不同类型的诗人：偏重理性的，偏重激情的，偏重欲望的。甚至还造就了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时代的文化标准。
在一位伟大的诗人身后，肯定有着伟大的传统——哪怕这位诗人以叛逆者自居。假如没有传统，他恐怕连叛逆者也算不上。没有谁能写得出与过去的诗歌史完全无关的诗歌。
他是两个人的结合体：在梦中是堂吉诃德，醒来后又变成了桑丘。他身上的这一半和那一半，既矛盾又和谐。他为自己的高尚而骄傲，同时又很容易地就原谅了自己的猥琐。他相信即使是塞万提斯本人也不过如此。在堂吉诃德被风车击倒的地方，抒情诗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再一次增加了对生活的不满。
有谁能够写出一部诗歌的史前史？在东方的《诗经》或西方的荷马史诗之前，诗歌以怎样的面貌存在?进入诗歌史的诗人是伟大的，但那些隐蔽在史前史的无名氏(他们肯定不以诗人自居)则更为伟大。他们是诗人的祖先。
狗用鼻子来嗅任何新鲜的事情：一块骨头，一截腐烂的草绳，甚至包括路遇的另一只狗……它的好心长在鼻子上。像探雷器一样，引导它小心翼翼地勾勒出一生的路线。我写诗时，则用冰凉的笔尖去白纸上嗅——那些潜伏着的，但终将显现的字。当然，偶尔也嗅一嗅空白。
莫奈看到梵高的油画《蝴蝶花》，感叹良久：“一个人怎么会把它们描绘得这么美，他怎么会这么不幸呢！”有什么可怪的：培育这束蝴蝶花的土壤，不是画布与油彩，不是阳光与雨露，而是画家本人所承受的苦难。艺术品中的美，要么来自幻想，要么则是一次无法自控的渲泄。
在一本合拢的书里，有着太多的亡灵。一旦它被打开，亡灵们就会复活，并且重新迎来自己的白昼。这一切正如我们头顶的天空，周期性地被掀开或闭合。
写作在克制了生活中的焦虑的同时，又制造出新的焦虑。这种因对超越的不懈追求而产生的焦虑，恰恰是无法医治的。写作中的所有成就感或挫败感，都是虚妄的或暂时的，都不是药物，而是病情本身。写作时间越长的人，中毒越深，也就愈加离不开对写作的依赖。到了最后，写作已不是企图表达什么，纯粹为了止渴、止痒、止痛!
大师一边前进，一边不断在身后设置着障碍物，以此拒绝那些模仿成性的尾随者。我们只能赞叹他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高难动作，却无法重复。
每一首诗诞生时都是毛坯。为了使之更接近完美，你不厌其烦地打磨它表面粗糙的部分。但你一定要牢记：有些毛坯确实仅仅是半成品，而有些成品，天生就是毛坯的模样——过度的雕琢，只能使它成为废品（肉体精美而灵魂残疾）。一位诗人，不仅要承担起接生婆的职责，更要时刻警惕——自己无意识地成为刽子手。“越精致越好”，很明显属于谬误。真理应该是：“越自然越好。”所以，我很少给自己的作品做“整容手术”。
在巴别塔的废墟里，出现了本民族的第一位外语翻译。如果没有那场混乱，也就没有将由他带来的秩序。
我手上确实拿着一架天文望远镜。可我并不想把它伸向星空，而是使劲地压低、再压低——直到它的镜头对准地狱……
无人的海滩，并不荒凉。或许当年盲诗人荷马曾从这里走过，使层出不穷的海浪多多少少沾染上一丝书卷气。
有诗为证：李白曾出现在杜甫的梦中。这是两位大诗人相互弥补的方式。我读李白，读到的是杜甫梦见过的李白。我读杜甫，读到的是梦见过李白的杜甫。
从上半夜到下半夜，对面楼房窗户里的灯，一盏接一盏熄灭了。于是整座楼房仿佛从地面上消失了。而我住的这幢楼是不会消失的，因为我还亮着灯。除非我睡着了，它才会暂时消失——当我睁开惺松地眼睛，它又重新出现，正如我的身体。我的身体里升起一架醒来的电梯。说一句狂妄的话：马雅可夫斯基写的诗在形式上被称作“楼梯式”，而我的，是“电梯式”——借助是的灵感的电力。
“诗人之死”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诗人之死”可以在同一个诗人身上上演许多遍。我正在亲身体验着“诗人之死”——即使我还活着。但只要我写不出诗来，我体内就有另一个人死了。当然，他也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复活。我一生中感受过太多对自己的哀悼或庆祝。
我对当代“口语诗”的印象：是气体而非固体，是流质(食品)而缺少干物质……它只能对舌头和胃进行暂时的欺骗，既不能真正地止饿，更不能解馋。我在诗坛转了一圈，发现到处都是爆米花的摊点；表面的繁荣，掩饰不了内在的苍白与虚弱。与之相比，我宁愿去啃那些古老的玉米棒子。
诗是我醒着时所做的梦，梦是我睡着时所写的诗。通过一个人的梦或诗，可以衡量出他的想象力。诗人的梦，可以说是其写作之外剩余的能量。而他的诗呢，则是那些做不出或做不完的梦，在纸上的体现。我的床单带有稿纸的性质，我的稿纸同样带有床单的性质（培育一个没完没了的梦）。
鲁迅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在他身上，既有着李白的激越与孤傲，又有着杜甫的沉郁与悲悯。可见他笔下的《野草》也是有根的。但我们经常只注意到他的硬骨头，却忽略了他深藏不露的菩萨心肠。这就是鲁迅：骨头很硬，心很软。他的杂文之所以有如此之大的杀伤力，那是因为他自己首先伤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