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诗歌巨人
或许我们对马雅可夫斯基存在着最严重的误读现象。
我们更多地以为十月革命后的马雅可夫斯基就是其全部了，所以他给人的印象是天生的广场朗诵家、讽刺的蜜蜂抑或爬楼梯的人（他一度建立了富丽堂皇的“楼梯式”诗体）。甚至他逝世时，阿*瓦*卢那察尔斯基还代表当时的社会如此评价：“社会活动家马雅可夫斯基、革命喉舌马雅可夫斯基是不可战胜的，任谁也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打击，他仍然完整无损地巍危菏立在我们面前……几乎是在临死前，他放开喉咙宣告了自己对伟大事业的一片忠诚，为这事业他已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和自己巨大的才华。马雅可夫斯基是属于我们的，马雅可夫斯基是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是我们正在建设和为之奋斗的未来时代的诗人……”几乎没有谁敢于怀疑这个诗歌巨人创造的话。
然而我们忽略了未来派时期(1912～1917)的马雅可夫斯基：曾经是一朵“穿裤子的云”——他也有过空虚的时候。其实真正的诗歌并不是与空虚对应的，恰恰相反，空虚更容易造就一种抽象的美感。听一听他空虚时的呻吟：“我希望我的祖国了解我／如果我不被了解——那我只好／像斜雨／一样／从祖国的土地／一旁／走过”。正是这首空虚的诗歌改变了我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看法。马雅可夫斯基后期像个撒传单的鼓舞者，但他众多的诗歌传单中至少有这么一张，是写给自己的——隐晦地张贴在内心的墙壁。这供自己一个人反复吟诵的传单，或许比其他万人争读的传单更具灵魂的震撼力——最低沉的反而是最嘹亮的，最倾斜的反而是最正直的。马雅可夫斯基一生暴风骤雨般的诗行中，居然还刮过这么几缕在时代边缘徘徊的“斜雨”，极其个人化的“斜雨”——只能说我们还远远未能了解他那海洋般深广的胸怀。我们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认识，存在着死角。正是在这被忽略的死角里，收藏着一场微型的风暴——以那忧郁的斜雨作为象征。因为这首诗提供了潜在的证明，马雅可夫斯基37岁时那令人费解的自杀(193o年)，也具有合理性了。他并不真是个快乐的诗，强壮的体魄遮盖了精的脆弱，积极的姿态掩饰着内心的悲观。性格的双重性，显得有两个马雅可夫斯基:一个屹立在时代的中心，另一个则徘徊在边缘地带；一个在万众瞩目的舞台上朗诵，另一个则在冷清的角落低吟。究竟哪一个更真实？或者说，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哪一个离诗歌的本质更近？
其实，即使马雅可夫斯基本人，恐怕都不知道该做哪一个更好。当然，他还是做出了选择：放弃渺小的自我，投身于广大的社会。以社会代言人的形象出场，或许更能满足他内心需要的某种成就感吧。1924年他完成了长诗《列宁》，在许多工人的集会上朗诵。他自己也曾为这首诗非常担忧，因为它很容易被人贬低为一篇普通的政治笔记。但是这种真实的担忧很快就被淡忘了：“工人听众的态度使我高兴，并且使我坚决相信，这首长诗是必需的。”
以至到了1928年，他在《无产阶级真理报》上的发言——态度就更为坚定了：“人家对我说：您干吗到处旅行和读自己的诗呀？这是舞台表演的事，而不是您的事，不是诗人的事！胡说八道！正是我的事！仅仅是我的事！我喜欢这个能传播我讲话的敬爱的麦克风，远远超过不论什么出版物的三千印数。”他一味满足于传播的形式乃至传播渠道的畅通，很少有时间斟酌，反思自己传播的内容了。没准他愿意自己的声音变得粗糙一些吧：“我总用自己的肺的力量和洪亮有力的嗓音肯定我的观点，我并不担心我的作品将要被淘汰。”他恐怕忽略了，对于真正的诗人而言，心有时候比肺更重要，心的律动也比肺活量更重要。
看着他1928年1月出发到俄罗斯联邦各城市作巡回演说并朗诵诗作的里程表：到了喀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彼尔姆、维亚特卡，然后到乌克兰，再后到克里米亚。诗人一生的最后三年中，在苏联各城市举办自己的晚会达两百次以上。据他统计，他的听众每年平均超过六万人。马雅可夫斯基成了那个时代惟一的明星诗人。也正是在那个时代，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被深深地压抑着，却仍然在坚持自己微弱的声音。利*金兹堡回忆1927年的一次聚会，布赫什塔布“不很适宜地问起马雅可夫斯基有关帕斯捷尔纳克如今正在写的作品来。”“他在写诗，写得愈来愈短。”“写得短，这很好哟。”“为什么好？”“因为长的东西不给他出版。”
马雅可夫斯基说：“那有什么。短诗容易写，五分钟，就齐了。可当你写长的诗时，毕竟需要坐上2o分钟。”他自己恐怕也意识到这番评价是站不住脚的。诗歌的优劣，并非由篇幅或写作时间的长短决定。剩下的时间马雅可夫斯基有点坐立不安，尽开一些平淡无味却又令人不快的玩笑——并且提前走了。金兹堡说：“见到的是完全另一副样子的马雅可夫斯基，紧张而忧郁。”
马雅可夫斯基那天的紧张和忧郁其实是必然的。或许，他开始怀疑自己了吧。怀疑脚下走着的是否真正是属于自己的道路。他很少回想起创作《穿裤子的云》时的自己了，那简直像一个遥远的陌生人。1915年他经常选择黄昏时分在海滩散步，写下了这部早期的代表作。在莫斯科近郊的避暑地，他念了几段给高尔基听。“深受感动的高尔基在我的背心上滴了许多眼泪，他听了这几段诗而伤心起来，我微微有点自负。很快就明白，原来高尔基在每一个诗人的背心上都要流泪的。我仍然把这背心保存起来，将来可以让人拿到外省的博物馆去。”不管怎么说，马雅可夫斯基早期的自负和晚期的自负，在性质上还是有区别的。依靠诗歌使一个人流泪，不见得比使千万个人鼓掌更容易。
因此，这个紧张而忧郁的马雅可夫斯基反而更令我感动。或许这意味着他内心的某种痛苦的觉醒吧。这至少比我们印象中那位春风得意的明星诗人更为真实。我们对马雅可夫斯基确实存在着某种误会。
我又联想到马雅可夫斯基那一段“斜雨”一样飘飞的诗句了。那不被了解的踽踽独行的斜雨。那有时候一根羽毛就能压垮的已承担了千斤重担的身躯。我估计马雅可夫斯基在自己的数百场演出中，从来就不曾朗诵过这忧伤的“斜雨”——并不是担心听众不懂，而因为这是留给自己的独白。没有谁意识到热情似火的马雅可夫斯基，居然也有消极的一面——他把这场“斜雨”藏匿得太深了。因此听说他自杀的消息，几乎每个人都备感吃惊——就像发现也会生病一样。
马雅可夫斯基在我眼中，是一位不幸的幸运儿。好在他自己知道怎样从坛上走下来——而不是由未来的人们去推翻，他也这样做了。虽然他迈出的最后一步挺残酷，但打碎自己的话，也是需要勇气的。使马雅可夫斯的真实面貌凸现出来的《斜雨》，令我怦然心动的《斜雨》，其实并不是一首完整的短诗，而是他诗篇里的一个段落——这几行稍显消极，不符合自己在大众心目中的一贯形象，他用了比创作更大的力气把它删去了。然而这被删除的不和谐音（就像突然从内心深处冒出的泡沫），一点也不显得多余，反而比保留下来的其他部分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这个问题上，马雅可夫斯基作出的判断与掩饰是失误的：他误会了读者，也误会了自己。有人正是读到了这个被省略号代替的段落，才对作者深居简出的灵魂产生了怜悯：“祖国是了解他的，也了解他所抛弃的那些美妙诗篇。”他隐秘地舍弃的并非情感的垃圾，而是混杂在尘土里的金屑——这是在巨匠的手工作坊里很容易发生的事情，很容易造成的损失。他在删节的同时，也按照错误的理想模式篡改了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完人，一尊没有缺陷的偶像……
爱伦堡曾惊于诗歌与革命居然能在同一个人身上融洽无间：“马雅可夫斯基虽然是各种话的狂热的破坏者，但同时又以空前的速度变成了话般的英雄。他似乎注定了要成为一个和他的真实面貌不符的人物，他绝不是一块巨石，而是一个伟大、复杂的人物；他有坚强的意志，有时也怀着一团纠缠不清、相互矛盾的感情。”只不过他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不知属于美德还是陋习）：用割草机周期性地修剪心灵的草坪。这或许是完美主义者的悲剧——尤其悲哀的，他所理解的完美是一种偏离了航线的完美。他在一场信誓旦旦的圣像破坏运动中被推举为(或自觉地担任了)新的圣像。从此只有正襟危坐，从此只有义正辞严，扮演一个并不完全属于自己的角色——有什么办法呢，为了成为时代的主角，他不得不洗心革面，时刻检讨自己。一方面，他是自由的诗人;另一方面，他又努力站在最苛刻的书刊检查官的角度审视墨迹未干的诗稿——把所有的“斜雨”删去，把所有的野草删去，把所有的伤感与叹息统统删去。存留下来的诗人形象，虽然像大理石砌就的一样严密合缝、光亮可鉴，但是他又怎能不感到压抑呢？
如果确实存在一个被误读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话，那么，第一读者，恰恰是他自己。并且，他还下意识地误导了其他读者。我怀疑马雅可夫斯基有某种精上的洁癖——他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他要么是个彻底自私的人，要么则纯粹为别人而活着——为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印象而活着。这样的诗人只适宜长期居住在没有细菌的真空里，纤尘不染——可惜那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据爱伦堡介绍：“他看上去非常结实、健康、朝气勃勃。可是他有时却忧郁得叫人难受。他的经过敏到了病态的程度：口袋里总装着肥皂盒，如果他不得已跟一个不知何故使他生理上感到厌恶的人握了手，他就立刻走开，仔细地把手洗净。在巴黎的咖啡馆里，他用喝冷饮的麦管喝热咖啡，以免嘴唇碰着玻璃杯。他嘲笑迷信，却总在猜测着什么，他非常喜欢赌博……”当然，在与命运的豪赌中，他一度赢得了满堂喝彩，可惜最后——还是输了。内心的紧张也随着不断的胜利而增强，直至再也支撑不住了。“他很了解自己的使命。他公然在摆姿态，但是尽力掩盖内心的恍惚和狂热，以致他的姿态中渗出了冷汗珠。”帕斯捷尔纳克最早发现了这一点。
真不敢相信啊，一个世人公认的乐天派，一个大大咧咧的巨人，同时又像个忧郁症患者，那样的敏感、虚弱。甚至马雅可夫斯基，最终也弄不清自己是谁了。但生活在他身边的人反倒可能看得更清楚:“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自信的人，是他那令人难忘的姿态让人们形成了一种成见。我以为，他那种姿态与其说是由性格形成，不如说是由理智形成。活着的马雅可夫斯基并不像那尊青铜雕像或红太阳弗拉基米尔勇士。”理智培育出他性格的假相——或幻象。或许，我们更应该还原一个真实的马雅可夫斯基——尤其是在他死后，在一个造的时代终结之后。
马雅可夫斯基与这个时代是水乳交融的，以至帕斯捷尔纳克觉得“两者之间的联系如此醒目，简直可以把他们当成孪生兄弟”；“我以同样不相干的方式联想到这个人该是具有这个国家国籍的惟一的公民。其他的人斗争、牺牲和创造，或者是忍耐和困惑，然而他们都是逝去的时代的土著居民，尽管他们千差万别却都是逝去的时代里的好乡亲。只有这个人，时代的新鲜事物颇服水土地流在他的血管里。他的不可思议全在于时代的不可思议，这不可思议的东西有一半尚待完成。”帕斯捷尔纳克产生这段感慨时，正是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现场，诗人的遗体刚刚被装进棺材里。当然他也知道，在这样的场景里谈论马雅可夫斯基，还为时过早。于是，他倾听着马雅可夫斯基的二姐伏在棺材上朗诵的弟弟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