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居庸关，纵深四十里，俗称关沟——在我眼中就像是群山夹峙间的一条漫长的胡同。古北口倚托着燕山山脉，居庸关则属于太行山系——是其八条自然通道之一。自南口（又叫夏口或下口）入山，北口就是八达岭。共有四重关隘：南口关城、居庸关长城、上关关城、北门锁钥关城。早在《后汉书》里就有记载：建武十五年徒雁门、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关以东。《唐书》里也提及幽州昌平西北三十五里有纳欣关(即居庸关)。它很久以前就已是一座明星式的关城：《淮南子》称之为天下九塞之一，《金史》也把中都的居庸与秦之淆函、蜀之剑门相提并论，开容其险峻。至于今天，则把居庸关的八达岭树立为北京长城的表率，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已主要指爬八达岭。于是八达岭长城带有“劳模”的意味，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游人吭哧吭哧地爬呀爬，为了到山顶满足一番虚荣心。我真担心：总有一天长城会被爬塌的。好在它也受到最舍得下本钱的维修——我不知道八达岭的城砖有多少块是旧有的，又有多少块是后来添加的。既然存此疑虑，我索性将其视为赝品。
居庸关几度成为历史的休止符：金兵是从这里打进来的，元兵是从这里打进来的（后来也是由这里退场的），李自成是从这里打进来的……破关之后，北京城自然也像核桃仁一样暴露出来了，任人取舍。但也不能完全责怪居庸关的失职，专门有人为其辩护：“此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恐怕正因为受此害影响，康熙才把长城视为无关痛痒的赘肉。
在居庸关通往北京城的途中，有一尊李自成快马加鞭的纪念塑像。（后人树立的）。他正如探囊取物般直奔紫禁城的太和殿而去，渴望在龙椅上歇歇脚。可是他为什么忽然勒住了马，永远地停留在过程之中——成为一尊令人慨叹不已的雕塑。打江山很容易，坐江山很难，于是像李闯王这样的英雄人物，也只能勒马长城了——也只能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每逢看见这尊铜像，我总要想恨铁不成钢：李闯王，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冲刺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勒住了自己的马？你为什么不更上一层楼，一览众山小？或许，不是你勒马，而是你本身被一根看不见的疆绳给勒住了，你被小农意识所制约。这就是历史：差一点点火候都不行!
在这一点上，当代伟人**则要高明得多。他1949年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特意做了个报告，大意为“我们不能学李自成”以及“要防止糖衣炮弹”之类。他在庆祝攻克国民党老巢南京的胜利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以“造反派”的身份攻克帝都，并且还逼死了皇帝——这就是李自成。他不仅做了梁山好汉宋江所不敢做的梦（“杀了鸟皇帝”），而且他那种“擒贼要擒王”的勇气与魄力，恐怕连后来的洪秀全也要自叹弗如。难怪当时有迂腐的儒生感叹：“这人为千古历来流寇所未有。他的猖獗，除是唐末五代之间黄巢一个人可以比得他住，余外就没有与他比的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揭竿而起的李闯王自西安发兵，经过山西大同，直逼居庸关。目标很明确：“今大兵既兴，志在与朱明共争天下，若破北京，则国皆为我有关。”过关斩将之后，于三月十六日围困了笈笈可危的北京城。三月十八日傍晚攻克广宁门（今广安门），导致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吊死在一棵树上——他自尽前还在推卸责任：“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第二天早晨，李自成率领大部队通过大明门（即**），像梦游一样进入紫禁城。据说头戴白色毡笠、身穿蓝布箭衣、骑着乌龙马的李闯王，张弓搭箭，轻而易举地射中了城楼上的门匾——以这礼仪性的动作来象征一个农民对一个王朝的致命一击！这一箭戳穿了泱泱大朝的脊梁骨，以及那曾经不可一世的话。可惜呀可惜，明代不遗余力地修筑了二百余年的长城，简直像纸老虎一样，在瞬间就垮台了。长城是它的墓志铭。
李自成骑马跨越长城之间，想些什么？已不可知了。正如自居庸关至北京城途中的那尊闯王塑像——表情模糊、高深莫测。想当皇帝是肯定的，想搜罗点粮铜也是可以理解的，错只错在他还想到了衣锦还乡（典型的中国暴发户的理想）——荣宗耀祖，并且让街坊四邻羡慕。这一点是有史料可查的。李自成认为“十个燕京也比不上一个西安”，可见他并不情愿在北京安家落户（“北京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北京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中途遇见的最大的一座客栈、饮马、歇脚、饱餐一顿之后，还是要打道回府。当然，最好是把此地的宝贝全搬运回去。所以他特设“比饷镇抚司”，向明王朝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们追索赃银助饷，共获白银七千余万两——仅此就让他喜上眉梢了。如此地易于满足——这样的胸襟，确实显得有点小了。
李自成过于看重银两，却忽略了长城。他把几万名太监哄出紫禁城，就感到天空地广，可以高枕无忧了，却一点没把山海关外的边患当回事。他未慎重对待远处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态势。其实，长城的城砖比他孜孜以求的那些金银玉器重要得多。一旦大墙颓塌，则玉碎宫倾，玉石俱焚。
李自成仅在北京城里做了四十二天皇帝（用俗话说就是“吃了四十二天饺子”），长城就出现了新的缺口。垂涎已久的清兵，由投降的吴三桂引路，自山海关涌入，就像滚滚洪流一样，淹没了北京城，淹没了中原以及江南，淹没了整个明王朝的版图。这是一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决堤！清兵入关，不仅意味着长城的沦陷，而且意味着水灾的开始——尤其在晚清，灾祸发展到尽致，长城的尊严遭受到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践踏……
明朝的开国元勋，肯定预料不到自己的末代皇帝会死在一个农民的手里——而且是在兵临城下时上吊的（有点像是“畏罪”的意思）。有什么办法呢，这个王朝终将遇见自己的天敌：一位敢于在皇宫里放马的西北农民——他用自己的疆绳打了个死结，居然把皇帝给勒死了。
这个王朝的青春期，还是颇有雄心壮志的，也确实呈铜墙铁壁之势：把长城越修越长，越修越高、越修越坚——比秦始皇更有耐心与毅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胆识惊人地行使了天子守边之策。
明太祖朱元璋原本定鼎南京，明成祖朱棣上台后，毅然迁都北京。把边塞重镇定为国都，是需要要勇气的——可见这真是一位居安思危、枕戈待旦的皇帝＃蝴不仅是一国之君，还兼任着“边防军总司令”的职责。自古以来，又有几个皇帝敢于这样亲自坐镇长城的——一直到老，一直到死。况且在明以前，北京已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了四百多年（从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的辽王朝开始），成为一座“胡化”倾向很明显的混血城市，自然条件也很恶劣。明成祖为克服北部边患，将政治中心北移，形成天子守边之势，无疑鼓舞了士气，体现了民意，同时大大增强了长城的防御能力。这等于在物质的长城之外，又加筑了一道精的长城——即我们今天所常说的“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朱棣确实是一个热血男儿，以大手笔强化了祖传的长城。在当时，长城最结实的一块砖，该算皇帝的血肉之躯。他的这一创举，充满了“皇帝在、阵地就在，阵地在，长城就在，长城在、江山就在”的气概，是对畏惧战乱的老百姓最大的安慰。他和长城一起担当着保护者的责任，并且同时向庶民承诺着和平。他还曾亲率六军，五渡阴山，直逼漠北讨伐鞑靼、瓦刺二部，基本上解决了一直让人头疼的“边患”。这甚至是一个死在行军路上的皇帝——第五次北征的归途，他含笑瞑目于榆木川一带（今内蒙古多伦西北）。
“天子执将师之役，御辇载鼙鼓而专征”——这就是声震长城内外的永乐皇帝。想想他，再想想后来那一个个或儒弱或昏聩的“败家子”（尤其是在土木堡战败被瓦刺骑兵俘虏的明英宗），确实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代不如一代啊！不要责怪长城变得酥软了——那是因为巨人不在了。
长城如同老人牙床，不断地修补，又不断地损坏。它在默默地咀嚼着什么？是唇亡齿寒的往事吧?
而北京，就是柔软的舌头，尝尽了酸甜苦辣。
秦始皇把战国时秦、燕、赵三国北方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一条西起临兆、东至襄平的万里长城。而在历史上，北京地区是万里长城的中心地段，相当于群雄角逐的大舞台。
有人说，没有长城就没有北京：“战国七雄的故都，在秦统一后均失去了显赫的地位，惟独地处北隅，在当时并不突出的燕郡蓟城，在秦统一后地位一直蒸蒸日上。由沿边游牧民族所必攻、中原农耕民族所必守的军事重镇，发展成了帝王之郡。在北京的发展史上，长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在借助长城来拨河，比试各自的膂力。北京城频频易手，就是这两股原始力量互有胜负的标志。
还有人说：没有长城，辽、金、元、明、清也不可能在北京建都。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跃过长城之后，并不敢远离自己的故乡，在更靠南的地方建都——为了留有退路。于是长城脚下的北京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首选。至于明朝，如果没有长城作为军事屏障，也不敢贸然迁都北京的——况且中原王朝历来就深受“据长城而抚四夷”的传统观念之影响。可见长城情结是属于攻守双方的。对于一方来说，它是盾牌、是武器；对于另一方来说，它又可作为绝妙的战利品，构成永久的诱惑——更重要的是，敲开了这扇门就等于敲开了整个中原的深宅大院……
于是，长城成了东方的“被争夺的海伦”，成了世袭的“特洛伊”，围绕着它展开了无数的战争，同时也谱写了无数的史诗（比荷马史诗要浩瀚、漫长得多）。从宏观的方面来看，帝王变迁、朝代更替、国家兴亡，都与长城有着潜在的联系。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历史，堪称是一部《长城传》。正如史学家埃米尔*路德维希以《尼罗河传》为名撰写了一部关于埃及文明的书，长城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命脉——它的意义仅次于长江、黄河，它是一条凝固的河流、时间的河流。
我在浏览长城的时候，也就等于在阅读这部《长城传》，阅读无字天书——阅读战乱频仍、灾难深重的古老中国。而北京，正是其中最醒目的一枚书签。一枚浸透了铁、血、火、泪的沉甸甸的书签。
在长城面前，连文盲也会感动啊——这冰冷而又滚烫的长城，受伤而又愈合的长城，疼痛而又麻木的长城，破碎而又完整的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