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５环外租了个办公室，注册了一个广告公司，招了２０个业务员帮我跑周边区县，一边自己跑了几趟深圳联系到几家大型的印刷厂，在万众瞩目的奥运盛会开幕的前一天，我签下了我到北京后的第一笔过１０万的单。
印刷业务在０８年的时候还算有利润，但毕竟不是稳定的资源，我每月一万请了个离休的老干部做我的顾问，什么实际的业务也不用做，只要电话帮我联系清河、永丰等周边区县的政府工作人员吃饭就行。
很快我的公关就见到了成效，在我的「重金」利诱下，我相继拿下了几条不是很主要的街边路牌和刀旗广告位的代理权。
麻雀再小，也是肉。
这些垃圾位置的户外广告位不足以让我发展起来，但是，足够让我立足于北京这个文化大都会、祖国的大心脏了。
１０年娜带着女儿来到了北京，在经历了两年的艰难分别之后的重聚，更让我下定决心要让我的妻女不再承受异地相思之苦。
１１年我成功让公司从有限公司变成了股份公司，公司的职员增加到１００多人，刚到北京认识的那个老干部的儿子在北京环保局工作，这个人帮了我很大的忙，虽然不是那种很直接的事，不过让我节省了很多周折，少走了很多弯路，虽然政府有明文规定公职人员不能参与经济运作，不过我现在实际的合伙人就是他，前前后后也算为我投资了近五百万。
娜来到北京后，催促我尽快买个房子，这样我们一家也就安定了。
１１年我的公司大踏步的发展壮大起来，我的买房计划也终于落实了，我在回龙观一个偏僻的小区买下了一处一百多平的二手房，虽然花了我近三百万，但当我带着娜和小梦拿着钥匙推开新家的防盗门时，确实感到这么多年的拚搏努力都没有白费，在刚刚重新装修过宽敞的客厅里我们三口人兴奋的相拥，喜极而泣。
小梦是最开心的，终于有了她自己的房间（虽然她后来基本没有单独去睡过）娜那段时间快乐的像回到了我们刚相识的那个年纪，整天笑的像朵绽开的牡丹花，不，牡丹花虽然雍容富贵，但哪里有我的娜那般无瑕纯真。
如果时间真的能永远定格在１１年，我们该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啊。
现在，这一切都变成了我最最痛苦的回忆。
娜到北京后，安心的在家带了近一年的孩子，１１年７月份，我们的房子拿到之后的第二个月，她和我商量，想出去找工作。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她这次找工作竟然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的悲剧的一个开端。
我想，她才３１岁，说不上年轻，但绝不老，孩子５岁了，可以把我妈或她妈接过来照顾，实在不行，送到小区幼儿园也没什么问题，就这么整天把她栓在家里，不闷死，也会闲出病来，于是想都没想就表示全力支持，同时更希望她能到公司里来帮我。
她也是学广告设计的，在绘画素养方面甚至比我高一大截，只是文化课不好（怨念，学艺术的人，大多是对数理化英文什么头大的）才不得已上了我们那个学校（不是看不起我们当时的学校，只是后来接触的人多了，才发现有个响当当的出身有多重要）如果她真能来公司帮我，不说有多大的效果，就是帮我审审设计稿什么的，我也能轻松不少。
她拒绝了，她的观念中，即使是到我的公司里真正地做工作，别人也会那她当老板娘来对待（呃，这个是肯定的）而她不想什么事都靠我，总是想自己闯一闯。我心里偷偷在想，你出去打工，撑死每月赚几千块，竞争那么大，过不了几个月你还不是要回来做你的老板娘？
偏偏她上了倔劲，说找就找，又是上网，又是去招聘会，很快，几家单位就给了她面试通知。
但是几次面试下来，她自己反倒有些灰心了。
她的年龄和资历人家一问到关键地方就出问题了，学历没什么，作品也不差，问题是，３１岁（她自己说一般都说自己２８的）有孩子（这个不能隐瞒，也瞒不了）而且，最主要是，根本没有真正从事过设计行业. 我反倒有些幸灾乐祸。
一天她又出去面试，很早就回来了，一进屋，就把两只走的时候精心挑选的高跟凉鞋劈里啪啦的一甩，撅着嘴跑到厨房从冰箱里捧出半个西瓜用勺子一边挖着吃，一边气囊囊的陷坐进沙发里。
恰好那天我有空，带着小梦在家。
不用问了，结果很明显了。
小梦倒是不在乎妈妈的脸色，抱着抱抱熊扑到娜的怀里. 搂着女儿，娜瞟了一眼满脸坏笑的我，襟着鼻子冲我嚷嚷：「笑个屁你？你开心哈？」
我反倒笑出声音来。
没等我说话，一只沙发垫径直的飞了过来，正乎在我的脸上，小梦也兴奋的把抱抱熊扔了过来。「哎呀~ 你个臭小孩！跟你的臭妈一起欺负我？」
三口人乱成一团在宽敞的客厅地面上叽叽嘎嘎地厮闹起来。
可是没几天，大约是８月底的样子，她被一家培训机构录用了。
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她当了那么久的老师，又是学美术的，这可不正是培训机构需要的人才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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