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工作组组长的杨北安，心里明白柳奎当支书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缺德事，他也暗下决心要揪出他的所有罪行来。
工作组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揭批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式的高压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上是空头支票，根本退赔不出来）可支部书记柳奎被批斗十几次，就是不认罪，一口咬定自己是清廉的。
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也为了是乡里乡亲的不好下手，杨北安下令，把柳奎交给他们，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并明确表示说，不管你们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就说明你们无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时可以动武；你们自己不愿意亲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协助嘛！
可是这三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和柳奎磨破嘴皮，他就是不认罪，堡垒攻不破，大学生们束手无策。
组长杨北安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他吩咐道：“把柳奎叫来，要他交代自己的罪行！”
柳奎还是一副硬挺的样子，回答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镇里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可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一粒粮食也没搜到，然后就不搜了，镇委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
柳奎的话还没有说完，杨北安就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狠狠抽了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柳奎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这还不算，杨北安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才让他回家。杨北安一想到柳奎平时做的那些恶事，此刻又厚颜无耻地狡辩，就忍不住火气了。
三个大学生目睹了杨组长的厉害，可柳奎仍然没有认罪。但他们不愿意学习杨组长的做法。杨北安心里想，要攻破这个堡垒，只能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了。为了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需要深入开展诉苦活动这天，“四清”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活动。社员自带小板凳坐着，地、富、反、坏分子跪在一边，“四不清”干部站在一边，工作组成员面对群众，围绕一张大桌子坐在长板凳上。这是杨组长设计的场面。诉苦的社员事先由工作组确定为6个人。诉苦会进行得很顺利。先后有三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曲性家族剥削、压迫的苦。但是，社员反映平淡，没有共鸣。接着，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说，1948年他才15岁，被李大炮军队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意，被捆绑吊打，吃距头。1949年春天在四平和解放军打仗，腿上中了三颗子弹，被俘虏。是解放军治好了他的腿，还发了路费让他回家……
韩有禄还没有诉完，突然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就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打断他的话，对他说：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那算什么苦？你下去听我诉！”
大家定睛一看，这个女人是二豆包的媳妇小白鞋。小白鞋满眼喷着怒火看着柳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