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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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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秀萍看了祝永达两眼, “我先走了。”

她没有叫他永达叔。马秀萍抬起眼,似乎用目光征询他的意见。

“你走吧。”

祝永达轻声说。话一出口,祝永达就后悔了,后悔他把准备好的话没有说出来。可是,他转念一想,说这些话总得有点由头啊,他就这么直白地向一个女孩儿骚情,叫马秀萍怎么看他?在她的心目中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眼看着马秀萍走远了,消失了,才跨上了自行车。该说的话虽然没有说出来,他觉得,心里没有前几天那么慌了。

祝永达没有回家去,骑上自行车进了大队院子。大队办公室已经亮了灯光,祝永达将自行车在院子里锁好,走进了办公室。田广荣和马志敬不知道在说什么事情,他刚进去,田广荣就问他:“永达,学习得咋样?”祝永达说:“猪牛羊的一般病能对付得了。”田广荣说:“结束培训还得多少天?”祝永达说:“今天结束了。”田广荣说:“那正好,支委开会研究,叫你参加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祝永达说:“落实啥政策?”田广荣说:“纠正冤假错案。县委去年九月就安排布置了,咱南堡公社没开展,把党委书记也撤换了,这次是非搞不可。”祝永达说:“叫我干啥?”田广荣说:“你和万良先摸底登记。万良是大队会计,底子清着哩,你们查一查,一九六四年‘社教’把哪些地主富农家二次割了‘韭菜’,分了人家多少东西,包括房屋、家具,还有‘文革’中抄去人家的东西也要弄清楚,该退的坚决要退给人家,公社里派一个工作组协助咱,具体怎么搞,万良知道。”马志敬说:“咱老是做装起来又倒下来的事情,早知道今日个要退,当时就不分人家。”田广荣说:“这是上面的政策,不能打折扣。咱公社已经晚搞了几个月,公社党委在全县被批评通报,咱再不能拖了。”马志敬说:“分人家东西的是咱们,给人家退东西的也是咱们,咱不是被人当猴耍吗?”田广荣说:“这就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咱们这些人直接和老百姓交火,得罪人的事得咱干,做好人的事就得留给上面了,有怨气也得干工作。”马志敬的不理解在嘴上,田广荣的怨恨在心里。田广荣问祝永达听清楚了没有。祝永达说听清楚了,说他这就去找祝会计。祝永达嘴上这么说,却磨磨蹭蹭不走,他把自己办公桌上的那个抽屉拉开又合上,合上又拉开了。田广荣已经觉察到祝永达有什么话要说,他给马志敬说:“志敬,你回去喝汤(吃晚饭),明日个晌午咱再开个支委碰头会,你看咋样?”马志敬说:“那我就先回去了。”马志敬一走,祝永达果然开口了:“田支书,我有个事情想给你说一说。”田广荣说:“啥事?你说呀。”祝永达说:“我要入党。”田广荣一听,不认识祝永达似的看了他一眼,片刻,没有吭声。怎么?田支书不同意我入党?祝永达仿佛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似的垂下了头,双手很不自然地在抽屉里翻弄。他的心凉了。这句话是他思考了几个月后才说出来的。入党对他来说不是兴趣所致,而是他重新在松陵村站起来的重要举动。当然,这话他不能对田广荣说。如果说了田广荣不同意,他不会强求。他已看得很清,松陵村的党就是田广荣,田广荣不同意,他入不了党。田广荣吸了几口烟,很严肃地说:“永达,你要入党,这是好事,是你要求进步的表现。按程序,你要写出书面申请来。”田广荣从抽屉里取出来一个红色封面的《党章》:“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祝永达接过《党章》说:“谢谢田支书。”田广荣说:“先不要谢我。安心搞工作,把落实政策的工作搞好。”

祝永达走后,田广荣坐在办公室将祝永达要求入党的事又想了想,他觉得,他对祝永达的估量不够,祝永达不是想混一碗饭轻松吃一吃的,祝永达是有抱负的。但是,他的抱负再大,没有他田广荣的提携不行。经过这些日子的观察,他觉得祝永达是能靠得住的,他谨慎、稳当,和他父亲一样,讲良心、有智慧。他只能支持他入党,妄图把他关在党的大门以外是很愚笨的做法。不只是田广荣身边需要祝永达这样的人。从骨子里说,田广荣还是很爱才的。

祝永达推着自行车走进院门时,父亲正在院子里的电灯光下收拾着锄头把儿。祝义和没有停手中的活儿,他说:“永达,你今日个咋回来得这么晚?”祝永达撑好自行车,说:“田支书和我说了些事情。”儿子到大队里去工作,祝义和觉得很荣耀,他希望儿子能把事情干好,但他从不过问儿子的工作。祝永达一看,父亲专心致志地用圆刨子在锄把上刮动,就说:“咱家的那些家具要给退回来了。”祝义和问儿子:“是咋回事?”祝永达说:“要落实政策了。”祝义和心里还不清楚:“落实啥政策?”祝永达给父亲解释:“‘社教’那年分去的所有东西和”文化大革命“中抄去的家具都要给咱退回来。”祝义和一听,又惊又喜:“照你说,咱家的楼房(大房)和那三间半厦房都会给退回来?”祝永达说:“不光是房子,按政策规定,桌椅箱柜也要退。”祝义和长叹一声:“真是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呀!”他将手中的锄把掂了掂,紧紧地攥住,半晌不说话了,他的心在翻腾着。

祝义和家里的成分是土改那年给定的。祝义和的父亲被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第一次分浮财,将家里的八十多亩土地、五头牲畜和大型家具都分去了。一九六四年,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次“割韭菜”,祝义和家被割惨了,三间楼房、三间厅房和三间半厦房全被分走了。家里的立柜、桌子、椅子、炕桌子、箱架子、木梳、匣子、十不闲、柜子也被抬走了拿走了,拥进门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连铁锨、镢头和厨房里的碗、碟子以及黑老锅、老瓮、席盖子、蒸布也不放过。一家三代七口人只留下了三间厦房。一想起那些寒心的日子,祝义和心里发痛手发颤。

事隔十多年,房子要给退回来了,祝义和猛然一听,觉得是天大的好事,他不再愁没有房子住了。可是,他那激动的情绪维持了没有多少时间。他装了一锅烟,咂着烟锅,陷入了沉思:把那些房子要回来,贫下中农同意吗?他们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儿?这些年来,翻过来倒过去的事还少吗?假如过几年,又要翻过儿,他们一家保不住家产不说,怕连命也保不住了。这样的事,祝义和经见得多了,给他父亲戴地主分子的帽子时,说他父亲做了一辈子大木匠,也算个劳动者,帽子只戴三年就可以摘掉,但一直到父亲死,头上还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这次落实政策,究竟是不是好事?他还摸不准。

祝义和问儿子:“田支书同意退赔吗?”

祝永达说:“这是上面的政策,他不同意咋行呢?”

祝义和给儿子说:“爹给你说,你叫人家先退,咱家的东西先不要,咱又不是没有房子住。”

祝永达笑了:“你得是嫌多,不想要了?”

祝义和说:“不是我不想要,我是怕好吃难消化。”

祝永达说:“你害怕啥?咱不是偷,不是抢,自己的东西归自己,理直气壮。”

祝义和说:“你不懂,你听我一句话,先不要急着要。咱再做一回鳖大头也没啥。”

祝永达说:“你不想要,我一个人就要了。我不做鳖大头。我不怕,啥也不怕。”

祝义和说:“你不要犟。这事咱让先搁住,走一步看一步。”

世事的变化容不得祝义和细想,该发生的就发生了。他像是在房子里呆久了,猛地出来,看见太阳,就觉得刺眼。祝义和虽然和儿子没有冲突,两个人的想法显然不一样。

在房间里的吕桂香一看,这父子俩的话说不到一搭儿去,她怕他们伤了和气,硬是把祝义和拉扯到房间里去了。

田广荣端着一碗面条边吃边走进了祝义和家。祝义和一家正在吃饭,祝义和一看是田支书,急忙给他让座。田广荣不坐凳子,他顺着房子门蹲下来,蹲在了脚地,只顾埋下头去吃饭,并没有说什么。祝义和明白,田广荣来肯定要说什么事情,他不会吃饭时来串门子。田广荣不开口,祝义和心里就七上八下:是不是儿子做错了什么?是不是落实政策的事要变了?祝义和觉得口中的面条如同木渣一样,没滋味。

一碗面条吃完之后,田广荣放下碗在嘴上抹了一把。祝义和给他让烟锅,他接住,装了一锅旱烟,掏出火柴,点上火,有滋有味地咂着,还是不开口说话。祝义和知道,凡是有能耐的人都能拿得住,都这么深沉,言语都很金贵,要紧处,他们一句话不说却能顶一千句一万句。祝义和从田广荣严肃的面孔上已经捕捉到,田广荣肯定是有什么要紧事要说,他用暂时的缄默不语制造气氛,制造令人紧张、揪心的气氛。这是田广荣一贯的做派。田广荣吃了一锅烟,把烟灰磕掉,站起来了,坐在凳子上,看了祝永达一眼:“永达,你说你要入党,我支持,阻力不会太大的。不过,松陵村的事情很复杂,人心难揣摩,我反复想了想,得动点脑筋,不要把事给弄烂包了,你写申请时,提出让马志敬和田水祥给你当介绍人。马志敬兼着副书记,他当了介绍人就等于支委通过了。田水祥嘛,是三队的党小组长,把他拉扯进来就等于捂住了他的嘴,也抬举了他,他可能有看法,我再给他做做工作,你最近和这两个人谈一谈。咱们经的经纬的纬,事情就做成了。”祝永达没有想到,田支书对他入党的事想得这么周到,他真有点被感动了。他说:“我按田支书说的去做。”田广荣说:“申请写好后,你交给我。”原来,田广荣要说的是这事。这是祝义和未曾料到的,连祝永达也觉得意外。田广荣的每一句话都有板有眼,都为祝永达思谋。说毕,端着空碗回去了。

送走了田广荣,祝义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父子俩走进了房间,祝义和说:“永达,你要入党?”祝永达说:“是呀。”祝义和说:“你入党干啥呀?”祝永达没吭气。祝义和说:“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心思。入党不是小事,你要思谋好。”祝永达说:“当年,田水祥连记工员也不叫我当,我现在入党是为了我自己。”祝义和说:“不是我拦你,大队里的那几个干部,不是说谁有多坏,我怕你不好对付。”祝永达说:“你放心好了,谁的人品咋样,我心里亮清。”祝义和说:“只要你亮清就好。”祝义和并不想让儿子出风头,他只希图儿子不缺吃少穿,把日子过浑全就行了。儿子受尽屈辱,想挽回面子,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儿子这样做,也没说的啥。他总觉得,如今,世事好了,谁也不敢再欺负他们,他们活得还算体面,这就够了。如果儿子参与了松陵村的事情,当上了干部,说不定又会挨洋锉,栽倒在心黑的人手里,后悔都来不及了。祝永达给父亲说出了心里话:“如果不是田广荣当支书,我还不想入党哩。”祝永达要求入党是反复想过了的。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说入党是一座高峰,他一心想攀上去,他要用他的行为证实自己是很能干的。

祝永达已经和马志敬谈过了,马志敬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他性格直爽,说话从不曲里拐弯,祝永达提出叫他来做入党介绍人,马志敬满口答应了。对于田水祥,他还是有点担心,担心这个二杆子把他挡回去。但是,和他不正面谈谈不行,为了自己,祝永达决定登门去找田水祥。哪怕自己再受一次委屈,他也不在乎了,他甘愿这样做。祝永达正准备去找田水祥,田水祥找上门来了。田水祥来找祝永达给他家的猪看病。他放下了手中的活儿,背上出诊包,来到了田水祥的家里。祝永达进去的时候,赵烈梅蹲在猪跟前,用手在猪身上抚摸着,她一看祝永达来了,站起来说:“你快给看看,打昨日个就不进食了。”祝永达明白,一头猪对于农民来说有多么重要,他们的日常开销就系在这头猪身上。祝永达从出诊包里拿出了体温计,给猪量了体温,然后,又用听诊器听了听。田水祥问他:“要紧不要紧?”祝永达说:“猪发高烧哩。不要紧。”祝永达给这头猪注射了青霉素和安痛定。注射完毕,他说:“下午还得再打一针。”他没有说请田水祥给他做介绍人的话,就走了。下午,没等田水祥来叫他,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赵烈梅正在后院里喂猪,她一看是祝永达,愁眉舒展了:“永达,真没看得出,你还有两下子,打了一针,猪就吃食了。”祝永达说:“再打一针就没事了。”祝永达照样给猪注射了青霉素和安痛定。临结账时,祝永达给田水祥说:“两次注射费和诊断费钱就不收了,再免你五毛钱。”五毛钱可以买三斤盐,三斤盐就够田水祥一家吃一个月了。田水祥看了看祝永达,大概想说一句感谢的话,又说不出来。赵烈梅说:“看你那愣样子,痴呆呆地看着永达干啥呀?给永达倒一杯水喝。”祝永达说:“不要倒,我不喝。我有几句话要给田队长说一说。”赵烈梅说:“有啥话你尽管说。”祝永达说:“田队长,我想申请入党,请你给我当个介绍人。”还没等田水祥开口,赵烈梅就说:“叫他当介绍人还不是抬举他,这有啥难的?”田水祥瞪了赵烈梅一眼,赵烈梅说:“你瞪我干啥?我说错了得是?你那样子,除非永达来叫你当介绍人,还能不能找到第二个?”祝永达说:“嫂子,你叫田大哥说。”快嘴快舌的赵烈梅已把田水祥逼到了墙角,他就是不同意,也说不出口了,田水祥瞅了赵烈梅一眼,走上房檐台阶,从檐墙上取下来鞭子,将鞭杆拿在手里折了折,还没甩出一鞭子,赵烈梅一把从他手中夺走了:“你拿大了,得是?装啥装?说话呀!”田水祥从赵烈梅手中要过来鞭子,捋了捋鞭杆,给祝永达说:“田支书给我说过了……”田广荣第一次给田水祥谈起祝永达入党之事,田水祥一听,撂下一句话,扭头就走:“不当!打死我也不把地主的娃拉扯到党里头来!”没过几天,田广荣从南堡公社开会回来,在路上,他碰见了田水祥,喊住了他:“干啥去呀?走那么急?”田水祥说:“借粮去呀,今年的口粮又接不上了。”田广荣说:“我前几天给你说的那事,你想好了没有?”田水祥说:“就是叫我给祝永达当介绍人的事?我说过了不当。”田广荣说:“你就想好,不要后悔。”田水祥说:“六爸呀,你真是糊涂了,过去的政策不是明明规定,祝永达这样的人不能入党。啥人都入了党,你不是把咱党弄成一锅搅团了吗?咱都是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入的党,把阶级敌人的娃弄进共产党,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田水祥说着说着动了情,先是咬牙切齿,后来,竟然流下了眼泪。田广荣一看,这事没办法再和田水祥说,就和田水祥擦肩而过了。当天晚上,田广荣打发会计祝万良去给田水祥送了二斗麦子。田广荣做事,从来是人负他,而不是他负人。田水祥当然明白田广荣送粮食的意图。立场再坚定,饿着肚子不行。田水祥收下了麦子。田广荣第三次找到田水祥,他说:”既然你不愿意给祝永达当介绍人,就叫万良当,我不为难你。“田水祥一只手捏住卷好的纸烟说:”你说叫当,我就当。反正,你说了算。“赵烈梅见田水祥又半天没吭气,扯了一把说:”六爸咋说的?你当不当?“田水祥瞅了赵烈梅一眼:”我没说不当。“祝永达的目的达到了。田水祥在开钱时又少开了五毛钱,说等几天有了钱再给。祝永达说:”算了算了,我给你垫上。“祝永达从心里感激赵烈梅,如果不是赵烈梅硬逼,田水祥未必会开口。已经出了院门,祝永达听见田水祥在自己的院子里甩鞭子,鞭子的响声像蔫抹布一样。

当天下午,祝永达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田广荣。

祝永达记得很清,在初中三年里,他总共写了三十六份入团申请书。递交最后一份入团申请书是在一个月色狰狞的晚上,上毕晚自习,他将入团申请书交给了团支部书记。没几天,团支部书记将申请书退还给了他,这个脸庞窄长、嘴巴开阔的女同学用尖利而干燥的声调对他说,支委们认为,你还不够条件,原因是还没有和剥削阶级划清界限。毕竟是第三十六次了,伤害的利刃也算被磨钝了,他很平静地接过入团申请书,当着这位团支部书记的面,撕成了碎片。

不是他没有划清界限。这个界限,他永远是划不清的;不是他条件不够不能入团,而是不准他入团,他就是划清了界限也未必让他入团。写了三年申请,从初中一年级写到三年级,他恍然大悟了:他是地主成分,还入什么团呢?能有一口饭吃,能活着就万幸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句话不过是印在纸上的十个铅字,是某些人讲话时使用的措词,是做领导的人随意做出的一个姿态,这姿态和人打了一个哈欠没有什么两样,他却认了真,相信了那句话。那时候,他毕竟才十五六岁,太年轻太单纯太幼稚太可笑了。事过十几年后,他想,他为什么要那么迫切地要求加入共青团呢?是为了要求进步?是信仰共产主义?是为了谋求什么利益?当时,他只是被一种虚荣所驱动,只不过觉得入团是很光荣的事情,他不像现在要求入党,目的很明确。

支部大会表决的结果是:同意祝永达入党。到会的四十三个党员,没有一个人表示反对,包括田水祥在内。有几个老共产党员站起来发言,说他积极肯干,能全心全意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而且举例说,正月初一他也背着出诊包去钻猪圈、钻羊圈,为贫下中农的家畜治病。党员们说,他乖巧顺溜,不是鬼豆豆子,也不是瓷锤子,不论谁到大队里办事情,他都是笑脸迎送,谦和得跟先生一样。有一个女党员说,有一次她去磨面,架子车拉到半路上拉不动了,是祝永达帮她拉到六队去的。坐在角落里的祝永达听到这些话,只是觉得想笑。这是一个严肃的场合,他不能笑。原来,做到这些,就够一个党员的标准了?这使他反而觉得心理上没有得到最大的满足,仿佛一个大人和小孩子比赛谁的力气大,他赢了,却赢得不荣耀。他一想,坐在这里的都是些农民,他们的嘴里倒不出装扮得很华丽打磨得很光堂的语言。他们都是实话实说。再说,作为一个农民,现在,也不需要你去堵枪眼炸碉堡。也许,每一个人入党时,都要得到一番这样的评价和”褒奖“,就像田水祥那样的党员,你用什么样的话语评价他呢?你能说他好在哪里呢?他应该满足才是,只有他觉得满足了,才能对得起田广荣为了他入党所费的那番心思。为此,他应该感激田广荣。

预备期满后,祝永达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给他当过团支部书记的女同学。他得知,这个女同学在田禾营公社里的供销社当售货员,他就骑上自行车,来到了十五公里开外的田禾营公社。十几年未和这个女同学见面,女同学还以为他要买什么紧俏物资。

”不,我啥也不买。“他说。

”你说,只要我能办得到。“

”真的不买。“他笑着问女同学,”你是党员吗?“”不是。“

因为他问得太突兀,太激动,女同学觉得蹊跷:买东西和不买东西与入党有啥关系?

”写过申请没有?“

”写过几次,没批准。“

”我入党了。“

”是吗?“

女同学的轻淡和平静使他觉得他来找她的意思不大,他得重重地刺她一下:

”你出身那么好,咋能没批准呢?“

女同学似乎听出了他话中的味儿不对,就说:”没批准也不影响我的吃饭睡觉。“”哈哈!“祝永达爽朗地笑了,他从来没有这么放开喉咙笑过。他已感觉到了女同学的无奈。他满足了,心里舒坦得跟鸡毛扫一样。他想听的就是这句话。既然不影响你的吃饭睡觉,你为啥要写几次申请呢?

”我们这里还有些凭票供应的缝纫机,你如果需要,就言传。“女同学依然诚恳地说。

”不,我啥也不需要。“

”你是专程来告诉我,你入党了?“

”是呀。“

女同学也笑了:”有这个必要吗?“

”有,咋没有呢?“

从田禾营回来时,他才觉得这一段路程不算近哩。他骑得满头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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