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对不起，我还没有正式介绍自己吧。我是天天的母亲，你可以叫我康妮。”
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盒精装的古巴雪茄，我把一只打火机递过去，她小心地点上火，屋里弥漫着一股蓝灰色的烟雾，那股味道有点点刺鼻，但带着异域情调令人愉快，我们都放松了一些。
“我没有预先告诉你们我回来的时间，但我以为这样子比较妥当，我的儿子在信里说他不希望我回来。”她浮上一个伤心的笑容。保养得当的脸上几乎没有明显的皱纹，焗过油的头发乌黑发亮，剪着靳羽西那样的童花头，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华人中年女性似乎都钟情于这样的发式，还有那样咖啡色的眼影，那样酒红色的唇膏，那样精致剪裁的亮色衣裙，可能是海外的生活风气鼓励她们这样隆重地修饰自我以弥补华人种族向来被主流社会轻视的边缘地位。
她长时间地凝视着天天的自画像，有种特别阴郁的表情像刚从深水里捞上来，接着她的目光移向那张从不整理的大床，我手足无措地坐在她边上，准备接受一切来自母爱的严厉审问。果然，她开口了：“天天什么时候会回来？……都怪我没预先打电话或写信来。”
康妮终于问到了正题，她的双眼里充满了期盼和不安，像个等着重要时刻来临的年轻女孩那样。我张张嘴，口干舌燥，“他……”
“对了。”她从包里取出一张照片，“这是10年前我的儿子的照片，他那时候还是一张娃娃脸，个子也很小，等一下见到他，我恐怕是要认不出来了。”
她把那张照片递给我，我看到的是一个瘦弱的，眼安静，穿一件咖啡色茄克，灯芯绒长裤，白色球鞋的少年，他站在一丛火红的美人蕉前，太阳光照下来，他的头发柔软发亮像蒲公英一样，随时都可以被风吹散，这是1989年秋天的天天，像以前我在梦中见到的朦朦胧胧的某一个场景，我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一些色彩和气息上辨认出了踪迹。
“事实上，天天很长时间没有住在这里了……”尽管这些话很难出口，但我还是向她如实托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我的大脑里闪出一个又一个发着微光的飘行物，这是从记忆里蒸馏出来的伤感而热气腾腾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