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功夫在诗外。有几位经济学家，曾经多次根据经济体量发展，比较成功的估计过奥运金牌分布。”
陆沅离道：“同样的，犯罪作为一种社会化行为，毫无疑问的也会受到社会形态发展，经济形势改变等的影响而发生形态变化。因此，只要研究社会形态变迁较早国家的大规模恶性犯罪，就可以预判出，可能在本社会中也产生的犯罪行为。
比如说，早在上世纪20年代，m国就曾经发生过，伤亡近百名幼儿的校园惨案。战后的四五十年代以及经济泡沫破灭后的90年代，日本也曾经发生过无数次，针对幼儿的无差别攻击恶性犯罪。而中国相对大规模、频繁性发生这类案件的时间，是200年。
也就是说，根据社会变迁的差异，有充分的时间，系统分析犯罪行为。只要对其他国家的此类型犯罪加以研究，就可能成功的提前预判出，无差别攻击的恶性犯罪，并加以阻止。”
“这么高大上！”
焦旸由衷的说：“我以前看过很多论文，都是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与犯罪行为无必然联系的。这个视角很独特，陆教授，你讲的很好。”
“你夸奖得，是不是也太早了一点？”
陆沅离微笑道：“我还没有正式开始今天的课程呢。你可以晚一点再鼓掌叫好的，免得叫人以为，你是我找的托儿。”
焦旸不由得脸上一红，只觉得脸颊上热辣辣的。
周围坐着的“学员们”一阵哄笑，“焦队长，你这是积极过头了吧！”
说着，陆沅离又换了一张幻灯片，上面写着：“可乐系列投毒案。”
陆沅离道：“理论上说，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社会化、市场化、商品化所决定，的确与犯罪行为没有必然的直接因果关系。然而，长期连续的经济动荡，势必导致经济纠纷类的案件增加。
而一旦经济大规模的进入下行通道，破产、失业率在短期内无法遏制的提升，也很容易因人们露宿街头而引起盗窃、抢劫、争夺落脚点等一系列的刑事案件与社会问题。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某岛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但也有些人，适应不了急剧变化的社会形态，或者说在这种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掉队，成为人们眼中的败犬，阶级滑落，失去原有的优越生活，而产生悲观厌世或者仇视社会的心理，从而对无辜的人们进行无差别的攻击。
比如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有人连续用毒针戳破塑料瓶装的可乐，注入剧/毒物质后，再重新封好塑料瓶，将它们投放到人流巨大的学校、超市、路口等地方的自动售贩机中，导致多人中毒身亡。其行为引来后续效仿者，甚至引起了社会恐慌，可乐销售量猛降，逼得厂商不得不将塑料瓶，换成更加不易损害与恢复原状的玻璃瓶或者是金属易拉罐。
在我做该选题的研究前，就曾经发现，我国也曾经发生过多起，针对不特定人群的投毒案……”
陆沅离刚讲完今天的培训课程，焦旸就准备起身挤出去找他。谁知，他却被一个高大的人影拦住了去路。
徐孟真道：“焦队，有时间吗？聊两句。”
“这……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