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爽跟林翠电话说起这茬，隐去了自己休克的小事故，只说怎么有人崩溃了还要带着同事一起崩溃。林翠却对崩溃的同事充满怜悯，问起那位同事的籍贯和家庭状况，说如果有人帮一把是不是就会好一点，还说小孩在外面生活大人总是不放心。没有人照顾，却要自己面对诸多变动和工作压力，想来就是会很难。
梁爽因她这份同理心懵了一会儿，有点迟钝地意识到，一个崩溃的同事，也是一个“人”，一个有来处和社会关系的人，不仅仅是这里巨大园区的一个构成单元。她身在其中，被麻木地切割了一部分同理心。脑中浮现出两个字——异化。工作对的人异化，好似像人那样活着已经不重要，与更大的组织蓝图融入在一起才重要，个体的悲欢无人看见，只有大的 kp 完成方能激励人心。
梁爽年轻，身体底子不错，一瓶点滴下去接着恢复工作。这么一病，收到组里发来的各种问候，随之而来是工作安排，人情工作两不误。她照单全收，没敢说不全是因为工作压力。翻译那边最近有个比较急的活儿，可赶上出租屋里断网，她没法找资料和发文档，于是早上六点多爬起来往公司去，借着公司网络查了资料把稿子交掉。但路上喝了风，一早上脑袋昏沉，所以有一部分原因算是自作孽。
这个事儿之后梁爽回忆起来也觉得自己有点疯，她跟兼职那边结清工资说不做了，顺道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想留在这个地方。
回去之后请琳达出来吃饭，梁爽道：“我想了想，实习期结束我就不来了。”
琳达倏忽一笑，好像对年轻人的这种决定司空见惯。不是每个人都做好准备融入某个体系当中，他们对自己和世界，都还没有更清晰的认知。尚未能分清哪些是需要替换的，哪些是需要磨合的，哪些是需要忍耐的。所以决定总是五花八门。像是南方的二四八月，人们总是胡乱穿衣，又好像都很有理由。
琳达问她想去哪里。梁爽说她没想好：“我还没毕业，再想想吧。其实除了钱，暂时没有找到很强烈的要留下的理由。”
琳达乐了一下，问她有没有想过留在更大的城市。梁爽低头想了一会儿：“不确定，只是感觉以我现在的状态，在这里待着也不会变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