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量只是有“才”，决不能说有“智”。萧何则可谓才智双绝的
物，只是他的才能表现在不同的领域罢了。
举例来说。刘邦奉楚怀王之命，西征秦都咸阳，先于项羽占据咸阳，进居秦宫。当时的刘邦和一
来自穷乡僻壤、久历鞍马劳顿的将士，有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不由得目眩夺，意
迷，流氓和强盗的本
再也压抑不住，雪崩也似的
发出来，并且一发而不可收拾。众将士“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好酒及色”的刘邦，此时只顾埋首雕梁画栋的秦宫之中，偎红依翠，浅斟低唱。萧何这时在什么呢？萧何智慧过，
脑清醒，目标明确，动作迅速，一进咸阳，立即带冲进丞相、御史、太尉等“三公”的官署，把所有的图籍簿册律令文档席卷一空，一车一车地运往驻扎在霸上的军营中保存起来。这批簿籍，在刘邦随后以“约法三章”收买民心的过程中功莫大焉。据说这些簿籍中还有一批军事地理档案，后来在楚汉战争中派上大用场。明李贽评价道，萧何此举，乃是天生丞相材料的标志。
鸿门宴之后，项羽和范增为了限制刘邦，美其名曰“汉王”，封其地曰“关中”，实则把刘邦“发配”到地处偏僻，
通闭塞，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
蜀地区。又把关中一分为三，分封给秦朝的三员降将，锁住刘邦进军中原的要塞，使刘邦欲动不能，局促如辕下之驹——这正是后把今天陕西大部分地区和甘肃东部称为“三秦”的由来。项羽的分封方案刚刚出炉，便招来“诸侯不平”，刘邦更是怒不可遏。鸿门宴已经使刘邦丢尽脸面，现在项羽公然欺到上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刘邦马上召集手下开会，准备豁出去与项羽拼命。樊哙、周勃、灌婴等亲信以为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寻死路，都劝刘邦不要轻举妄动，刘邦盛怒之下，哪里听得进去。就连一向有本事让刘邦言听计从的张良，此刻也束手无策。
于是萧何来了。萧何独持异议，语出惊。原来萧何整理研究了他抢劫来的那些秦朝图书簿籍，发现蜀并没有项羽、范增和刘邦所想象的那么糟糕。以为蜀地区是一片贫穷、闭塞、落后的蛮荒之地，不过想当然而已，其实乃是天大的误会。经过秦国百余年的不断移民和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之后，蜀已经成为秦国最富庶的后方，有如积累甚丰的大仓库。再者，先是秦并六国，后是群雄反秦，经年征战，烽火连绵，中原地区频频惨遭蹂躏，早已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了。独有蜀地区多年来未曾遭受动，其发展潜力着实不可估量。所以，经营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萧何并且引经据典：“《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祸’。”上天如此垂顾于您，赐予如此丰厚的礼物，您还不要，可要当心惹出灾祸来！这一番雄辩的利害分析，战略策划，有如后来诸葛亮在茅庐中为刘备指明三分天下的局势，于刘邦好比拨雾见青天，豁然开朗，于是刘邦茅塞顿开，回嗔作喜。试问，包括张良、陈平在内的一班将士谋臣，哪一个具有萧何这等高瞻远瞩、
谋远虑、因势利导、以退为进的大智慧？仅仅把萧何看作刘邦的后勤部长，未免也太小觑了萧何。
第三是萧何之量。量，也就是器量，气度。富有才智者，不一定就有器量。恰恰相反，正因为有才能，往往使恃才自傲，目空一切，甚至不知天高地厚。项羽是这种，韩信也是这种。韩信被贬为淮
侯，已经很是落魄了，可是韩信不但不及时引咎自责，自收敛，和光同尘，反而继续夸夸其谈，怨天尤，公然发泄对刘邦的不满。刘邦评比开国十八元勋，别唯恐落榜，韩信却说羞与周勃、灌婴之辈同列。有一次，韩信去看樊哙，樊哙受宠若惊，
称“大王”，送迎皆行跪拜大礼。韩信非但不感激樊哙，不以樊哙为厚道，却长叹道：“看来我此生只能与樊哙这等为伍了！”好像樊哙同韩信、尊重韩信反倒辱没了韩信似的！这就是居功自傲，目无余子，不能容，没有气度。这等“英雄”的结局，此刻已然可以想见，料必被视为欲去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中刺，注定死于非命，无同，没准还大快心。
萧何却是有器量的。常言道，“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萧何完全承担得起。汉三年，刘邦与项羽两军对峙于京县、索亭之间。刘邦一边在前线打仗，一边担心后方局势，多次派使者慰劳萧何。有对萧何说：“如今陛下在征战沙场，餐风吸露，自顾不暇，却多次派慰问阁下，这不是明摆着有怀疑阁下之心吗？我替阁下拿个主意，不如派您族中能作战的全部奔赴前线，这样大王就会更加信任阁下了。”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
汉十一年，汉将陈豨谋反，刘邦御驾亲征。其间吕后在朝中用萧何之计，诛杀韩信。刘邦听说韩信已经服诛，派拜萧何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并且派士兵五百、都尉一名，作为相国的卫队。满朝文武都来祝贺萧何，只有一个名叫召平的，前来报忧。召平，原来是秦王朝的东陵侯，秦亡之后，沦为平民，种瓜为生，他种的瓜十分甜美，世誉为“东陵瓜”。召平就以“东陵瓜”自号。这个“东陵瓜”的脑袋，倒是一点也不“木瓜”，他对萧何说：“恐怕祸患从此开始了！皇上在外征战，而阁下留守朝中，明明不必以身涉险，却无端加封阁下、为阁下增设卫队，这是由于淮侯韩信刚刚在朝中谋反，皇上因而有了怀疑阁下之心。增设卫队保护阁下，其实并非恩宠。希望阁下谢绝封赏，把全部家产都贡献出来资助军队建设。这样皇上必定高兴。”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
汉十二年，淮南王黥布谋反，刘邦再次御驾亲征，在外多次派遣使者回京打听萧何都在什么。回报说：“萧相国在京安抚百姓，拿出财产资助军需，和平定陈豨反叛时一样。”于是又有来对萧何说：“恐怕阁下离灭族之祸不远了！阁下功高盖世，无以复加。阁下当初
关，已经得民心，十余年来，百姓都已归附于您，您还要孜孜不倦地争取百姓的拥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皇上所以多次派询问阁下所作所为，就是唯恐阁下控制关中动摇汉室。现在您不如做一点强购民田民宅、放高利贷之类的事来‘自污’，败坏自己的好名声，这样皇上才能心安。”萧何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大为高兴。
总之，刘邦曾经三次怀疑萧何心怀异志，三次将萧何置于极度危险的境地。然而萧何知伴君如伴虎，居安要思危的道理。开国皇帝莫名其妙地怀疑功臣，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处理这种事，只可忍气吞声，不必愤愤不平，更不可急于“辩诬”，诉说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所以萧何三次都做到了处变不惊，不动声色，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直至将刘邦的疑心消弭于无形，从容化险为夷，居然幸免于难。对比一下当初刘邦怀疑韩信时，韩信那拙劣无能、紧张兮兮、小里小气的表现，萧何的处理方式，何止高出一筹！没有大智慧，没有大器量，这样的结果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萧何的大气或大度，不但表现为对待刘邦的态度，而且表现为对待曹参的行为。曹参本是萧何当年的同僚，两始终同心辅佐刘邦。在刘邦评“元功十八”之时，两位元老有了一些矛盾。但这只是“民内部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或“敌我矛盾”，所以无伤大雅。萧何与曹参的关系，从来没有发展到誓不两立，不共戴天的地步。正相反，萧何对曹参一直十分器重。萧何晚年病重，汉惠帝亲自前往探视萧何的病，当时问起：“阁下百年之后，谁可以接替您的位置？”萧何说：“知臣莫过于君。”惠帝问：“曹参怎么样？”萧何立即叩说：“陛下得到了最好的选。现在萧何可以死而无憾了！”
总之，这个萧何见识不凡，智慧过
